【司想評論】打官司一定要有律師！「強制律師代理」會是民眾之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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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蔡正皓 （台大法研所畢）
日前全國司改國是分組會議積極討論「金字塔型」的訴訟制度，達成共識應朝「強制律師代理」改革，換言之，將來民眾打官司很可能都一定要委任律師。
截至目前為止，司改會議只宣示了這樣的大方向，尚未確定具體制度要如何設計。畢竟強制律師代理將會大幅增加人民進入訴訟程序的成本，必須有更加妥善的配套措施。《法操》本文以下首先介紹何謂「金字塔型」訴訟制度，再由此出發，討論強制律師代理的意義與利弊。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台灣上訴審肥大化問題
「金字塔型訴訟制度」顧名思義，就是將訴訟結構設計成金字塔型，增加基層的比例，愈往上層，則案件比例愈低。事實上，金字塔型訴訟制度是符合常理想像的訴訟結構，下級審作為第一線審判，所審結的案件本來就應該比上級審來得多。而且，大多數糾紛在第一審就獲得解決，也是司法效率的象徵。
之所以本次司改會議如此嚮往金字塔型訴訟結構，乃是因為我國長年以來都有上訴審肥大化的問題，絕大多數一審案件都會湧入二、三審。上訴案件太多，也會反映在法院人事配置上。以最高階的最高法院為例，我國最高法院共設有8個民事庭、9個刑事庭，包括調辦事在內，共計73位法官。訴訟結構與我國比較類似的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則設置12個民事庭、5個刑事庭，共計128位法官。乍看之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確實多於台灣最高法院，但我們不要忘了，德國有著8千萬以上的人口，數倍於台灣總人口，由此就可以看出台灣最高法院員額的不成比例。更不用說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無論刑事或民事，總共就只有9個法官，何況這9個法官的工作還包括解釋憲法。
上訴審肥大化的結果，就是司法資源的大量耗費。許多理應在第一審就審結的案件，一方當事人仍然可能持完全一樣的理由提起上訴，如果制度不能過濾這種濫行上訴的情形，將導致上訴法院又必須從頭重新審理一次，甚至最後必須發回要求一審法院重新審理。降低法院解決紛爭的效率，非但浪費司法資源，也是對當事人的折磨。
堅實的第一審、嚴格的上訴審
要解決上訴審肥大化問題，達到金字塔型的訴訟結構，論者最常提出的就是「堅實的第一審、嚴格的上訴審」。
其意思就是說，第一審作為事實審法院，必須更加強化機能。在事實認定方面更加全面、詳盡，法律見解方面則必須更加嚴謹，講白了，就是要讓第一審法院判決的瑕疵減到最少，降低被提起上訴、甚至被上訴審法院糾正、發回的機會。
有了堅實第一審的基礎，上訴審就可以採取更嚴格的過濾機制，甚至採取所謂的「事後審」或「續審制」，也就是說，上訴審法院只專注在第一審判決是否有不當的地方，不需要重新聽當事人再講一次第一審時講過的主張。
然而，堅實的第一審有一個重要的前提要件，就是基層法官的員額。當今台灣基層法官人手不足可說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每個法官每個月要處理的案件動輒數十件以上，勞心勞力的情況下，如果又要求他們達到我們所期待的詳實審判，反而可能拖慢個案的審理速度。在這種「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環境下，幾乎不可能做到堅實的第一審，遑論以第一審為基礎的嚴格上訴審。
強制律師代理的意義
撇開法官員額的問題不談，強制律師代理對於金字塔訴訟結構的意義又在哪裡？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釐清一個多數民眾的迷思：「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師。」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訴訟案件都不一定要找律師，只有極少數的案件，才有法律特別規定一定必須委任律師，例如民事訴訟法第466-1條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一定要委任律師、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2項規定提起自訴必須委任律師等等。除此之外，大多數情況下當事人都可以自己撰寫訴狀、出庭陳述，不需要假手律師。
當然，這是出於讓訴訟制度更貼近人民的考量。但另一方面，畢竟人民對於法律和訴訟程序都是比較陌生的，在沒有律師協助的情況下，往往各說各話、難以切中法官想知道的要點，導致法官審理時，可能反而是花費最多時間在解釋案件爭點，而不是釐清案情。非但減損法院審理效率，更降低審判的品質。
由此就可以看出強制律師代理的意義，若當事人有律師從旁協助，就能協助當事人釐清案件爭點，輔助當事人聚焦，並讓法官可以更專注在認事用法上，大幅提升審判效率及品質。另一方面，在律師與當事人接洽的過程中，也可以充當篩選的作用，初步過濾那些顯然不可能勝訴、明顯濫訴的案件。
強制律師代理的衝擊
毫無疑問的是，強制律師代理會帶來極為重大的衝擊。正如前述，訴訟制度理論上應該是貼近人民、提供人民一個強而有力的紛爭解決機制。但強制律師代理將會成為訴訟制度前矗立的一道高牆，讓那些請不起律師、不願意請律師的人擋在牆外，與憲法保障的訴訟權難免有所出入。
所以在強制律師制度代理上路之前，首先必須考慮的，就是「哪些案件必須強制律師代理？」其次，是「如何強化對弱勢者的保障？」誠然我國現在有公設辯護人制度和法律扶助基金會，但這些制度的協助都是有資格限制的，諸如原住民身分、中低收入戶或精神障礙等等。也因此，在現行制度下，必然產生許多灰色地帶，例如未達中低收入戶標準、但實際上生活困難的當事人，可能就會成為強制律師代理制度下的犧牲者。
強制律師代理的初衷，是提升審判效率及品質，具有整體司法政策的意義。但同時也會大大影響到社會資源的分配，以及國家對弱勢者的照料義務。要如何在兩者之間求取平衡，將會是這個議題成敗與否的最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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