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檢察署依據郭瑤琪的聲請，於2017年5月23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據媒體報導，郭瑤琪在過去也曾提出聲請，但是最高法院檢察署並未受理，本次受理的主因，是因為郭瑤琪提出的理由重點不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研究後，認為具備提起提非常上訴的要件，才會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郭瑤琪案，是從一通電話開始的。當時檢調單位本來在監聽另案，意外聽到「南仁湖集團」負責人李清波，叫其子送兩罐茶葉，內放兩萬美元，作為幫助郭瑤琪兒子出國留學費用，才爆發此案。檢察官以收受賄賂罪起訴郭瑤琪，認為在台鐵台北車站招標案中貪汙。經過一審無罪和二審無罪，但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更一審和更二審都改判郭瑤琪有罪，之後經最高法院駁回郭瑤琪上訴而定讞。

先前法操就曾撰文，分析郭瑤琪案中各大爭點，而此次非常上訴的提起，又到底是基於什麼理由呢？非常上訴對受有罪判決的郭瑤琪，又會有什麼影響呢？本篇就讓我們直接聚焦於提起非常上訴中所指出的爭點，進一步為大家解釋分析！

收受賄賂罪的對價關係認定，提請最高法院統一見解

有鑑於「收受賄賂」就「特定行為」與「財物交付上」對價關係的認定，在實務上分成三大說，最高法院檢察署期望最高法院可以統一見解，因而提起非常上訴。而實務上到底分成哪幾說呢？就讓我們細細分析：

主觀說者著重於「雙方是否有收受賄賂的意圖」。是否構成收受賄賂罪，要以他人有行求賄賂之事實為前提。意思就是，行賄者給錢的理由，是出於要求公務員為職務行為或違背職務行為，而公務員在收受賄賂時，是將此賄賂當成他職務行為或違背職務行為之報酬。

客觀說者著重於「是否有交付金錢及公務員有相應的職務行為」。只要所收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即成立，而對價關係的認定，須實質判斷，不因交付之財物名義為贈與或政治獻金，就認為職務無關而無對價關係。

折衷說認為，需要綜觀雙方當事人，主觀上是否有行賄意思，及客觀上是否有相應的職務行為。行賄者需要有以賄賂，繼而期望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履行特定行為。而公務員明知行賄者是對於其職務上的行為行賄，公務員明示或默許，做出行賄者所期望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賄賂，始具有對價關係。

郭瑤琪案的有罪判決，是採哪一說呢？

上述三個見解，若要套回郭瑤琪案，其所能採的，大概就是主觀說吧！因為在調查資料中，並未找到郭瑤琪收受兩萬美元的證據，而在職務行為上，郭瑤琪雖然是部務會報的主席，但她並未就標案做出任何具體指示，也沒有影響招標程序之行為。且南仁湖公司「根本沒有」參與該項標案之投標。

但如果以主觀說來判斷，行賄者即李宗賢，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九十五年度偵字第二七六四六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關於此點要解釋的是，當時「不違背職務的行賄行為」確實是不成立犯罪。在沒有行賄者的情況下，郭瑤琪主觀上到底怎麼有收受賄賂的意圖呢？

就像法操過去分析本案的文章中所述，本案中的對價關係，到底該怎麼認定？郭瑤琪真的有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嗎？本案中的行賄者獲得了不起訴處分，表示沒有行賄者，既然如此，為什麼又會有受賄者呢？本案目前仍有眾多疑點，期待最高法院能夠對此做出統一解釋。

此次非常上訴，對郭瑤琪有什麼影響？

最後，也替關心本案的民眾來說明本案可能的未來狀況。我國的非常上訴制度，具有救濟被告、保護公益之作用，但主要目的在糾正裁判錯誤、統一法律之適用。非常上訴採書面審理為原則，最高法院會針對檢察總長提出的非常上訴，不經言詞辯論，以非常上訴理由所指出之事項為限，予以調查審理後判決。

而非常上訴的判決，可能會有兩種結果：「駁回」及「撤銷」。最高法院認為，非常上訴無理由，應以判決駁回，如認為非常上訴有理由，則應將「原判決違背法令」部分或「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部分「撤銷」；或「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法院更審，或就該案件另行判決。

就本案的目前發展來看，若最高法院駁回此非常上訴，郭瑤琪案就已經終結了，在司法程序上的救濟途徑已窮盡（除非另有符合聲請「再審」之情形）；若最高法院認為，原本的判決違背法令，撤銷原判決違背法令部分，則郭瑤琪就可能獲得另外一次更行審理的機會，亦有可能得到不同的判決結果。

郭瑤琪案發展至今，已經歷時多年，而案件中的許多疑點，仍然未能有明確結果，如今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也是本案發展的新契機，也盼司法單位能秉持公平正義的原則，釐清本案的法律爭點，盡快使本案得到應有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