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媒體報導，台北地院在2017年4月15日宣判，承攬國防部冷氣維修工程的蔡志裕，在2013年忠愛營區冷氣爆炸事件中，涉犯業務過失致死的案件無罪（台灣台北地方法院104年訴字第573號）。

經過媒體和司法追查，揭露國防部在本案中推託卸責的弊端，誠然使人對部分國軍單位的作為深感不齒。但在這個纏訟多年的案件判決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幾個在司法上值得探討的問題，包括鑑定報告的調查與地位、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本文將在以下，對這些法律議題一一探討。

鑑定報告在案件中的角色

這次審判中，充分展現了「鑑定報告」在刑事審判中的矛盾角色。眾所皆知，所謂「鑑定」是指，當案件事實或證據涉及法律以外的專業知識時，由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法官，顯例包括DNA鑑定、彈道鑑定、精神鑑定等。

鑑定證據最大的風險在於，由於專業知識的落差，鑑定人可能對法官造成過大的影響，使得鑑定人變成「太上皇法官」。例如，鑑定人經由指紋鑑定，認定某A就是殺人犯，即使A提出不在場證明，可能也難逃嫌疑。

在法律上，鑑定人只負責事實或證據的解讀，不能代替法官作出法律評價。以車禍鑑定為例，車禍鑑定委員會只能為法官殷實還原事故當時的交通狀況，由法官依據當時的交通狀況，來決定誰要負責。鑑定委員會不能直接判斷車禍是誰的過失，甚至連指出誰是「肇事主因」都會有點撈過界。

所以，法官在心證上，也不能被鑑定報告過度拘束，一方面，必須將作出鑑定報告的鑑定人傳喚出庭作證，一方面也必須清楚，鑑定報告終究只是一種證據，不會因為涉及專業知識，就可以直接當作法律結論，甚至在必要時，可以請其他單位製作鑑定報告來交互比對。

台北地院在本案的審理過程，就相當精彩：一開始，檢察官所提出的消防局鑑定報告，認定蔡志裕在維修冷氣過程中，沒有使用特定扳手，導致螺絲鬆脫並爆炸，所以有疏失。但蔡志裕提出另一份由冷氣空調技師公會作出的鑑定報告，認為冷氣爆炸原因是機台老舊，線路短路所造成。

面對兩份結論截然不同的報告，法官很恰當地將進行鑑定的鑑定人，都傳喚到法院訊問，一步步抽絲剝繭，先從冷氣爆炸的原因開始，同時探討鑑定人的專業資格是否足夠。最後得出結論：雖然實際爆炸原因，是因為機台老舊而無法確切得知，但應該與扳手無關，技師公會的鑑定比較可信，所以判定蔡志裕沒有業務上過失。

台北地院法官在本案中針對鑑定報告的審理堪稱典範，彰顯法官不應該被鑑定報告綁住，還是應該仔細檢鑑定報告當中的邏輯與論理，並且投射到法律規範上。

職務上的不作為犯

本案另一個爭點是，蔡志裕和冷氣維修工程承辦人徐健寧上校，是否應負「不作為犯」的責任？

所謂不作為犯，是以犯人有法律上作為義務為前提，然後，因為故意或過失，因此沒有履行他的義務，導致法益侵害。所以，要認定蔡志忠和徐健寧是否屬於不作為犯，關鍵就在於他們所負的法律上「作為義務」。

在蔡志裕方面，法院認為，雖然蔡志裕和國防部有簽訂空調維修工程契約，承諾負責冷氣的維修與保養。但蔡志裕在平常已經盡力維修空調，空調機台狀況百出，都是舊有的狀況，蔡志裕也曾經向國防部建議更換冷氣機台。所以，法院結論上認為，蔡志裕沒有違反他的義務，甚至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法院暗批國防部遲遲不肯更換冷氣機，才是事故主因。

另外，在徐健寧方面，誠然他是空調維修工程的承辦人。但法院指出，徐健寧並沒有辦法做主，就算他長期以來知道冷氣機台老舊的問題，也不能自己決定添購新機台，還需要經過長官核准才能實行。所以，法院也認為，徐健寧已經盡了他的職責，不需要負業務過失致死的不作為犯刑責。

從法院的論理可以看出，作為義務可能來自於契約或職務。但這些作為義務不能過度擴張解釋，只要被告已經盡力履行責任、或是被告其實不能作主，就可以不需要負刑事責任。

隱身幕後的真凶到底是誰？

法院在判決收尾罕見地補充說明，礙於本案只論處蔡志裕和徐健寧是否涉犯業務過失致死，所以法院不能對其他事項多作置喙。

但法院也清楚，本件事故最該負責的，可能是始終不肯汰換冷氣的國防部。所以，也在結尾補充裡暗示：「國防部可能需要負刑事或民事責任。」

這裡，就是司法的無力之處。司法基於「不告不理」的被動地位，往往無法超出本案範疇作裁斷，頂多就是在本案中給予冤屈者平反的機會。或許，這也是法官在判決最後疾呼，要求相關人士繼續釐清本案的民、刑事和行政責任的原因。

我們期許，民事法庭能肩負起司法者的責任，在民事賠償事件中，更清楚地界定國防部與冷氣維修人員之間的過失比例和責任歸屬，給社會和大眾一個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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