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操司想傳媒

白紙黑字寫下的筆錄，就一定真實嗎？筆錄記載是司法審理程序中重要的一環，檢察官或法官訊問時一定會製作筆錄，偵訊筆錄的內容可能成為起訴或審判時的依據。雖然在《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規定，訊問被告時原則上需要全程錄音錄影，且一旦筆錄內容和錄音錄影內容不符時，應以錄音錄影內容為準。但不可諱言的是，筆錄在我國司法實務上仍有極為重要之功能，畢竟閱讀紙本比重聽錄音錄影內容較為便捷許多，因此平時基本上都以閱讀筆錄為主，甚少會勘驗錄音錄影內容。

既然筆錄如此重要，那筆錄內容就必須詳實記載開庭訊問過程和內容，才能真正發揮筆錄之功能。可是，在我國實務上，關於開庭筆錄最大的問題就是未能充分翔實記載開庭之陳述。

就以喧騰一時的頂新越南油案為例，在釐清頂新製油前董座魏應充是否指示採購越南大幸福油品時，彰化地院一審審理中勘驗了前總經理常梅峰的偵訊錄影光碟，這才發現被告常梅峰在偵訊時是講「魏應充『未』指示」，但是筆錄卻記載成「魏應充『有』指示」，一字之差，失之千里。還好當時的偵訊光碟並未遺失或毀損，否則或許也可能影響之後的判決結果。

為何會有筆錄誤繕的情形發生呢？其實不管是法院或檢察署的筆錄，均由書記官當庭繕打為主，但每一位書記官打字速度不一，且又多未受過專業速記訓練，書記官記載的內容幾乎多是法官或檢察官「精簡」後的內容。但這些「概要」是否真能如實表達受訊問人的本意，則有待商榷。

此外，筆錄製作是有一定程序的，《刑事訴訟法》第41條規定，訊問被告、證人等時，是要「當場」製作筆錄，之後要向受訊問人朗讀或給其閱覽，再給受訊問人簽名。同法第43條亦規定，筆錄原則上是由在場之書記官來製作。如果不符程序所製作之筆錄，很可能就會有證據能力的問題。但現行法院實務上，委外轉譯的比例越來越高，書記官在法庭上只需簡單打上3、5個字，再由外包的公司進行聽打，這樣還算是「當場」製作嗎？而且，這樣如何向受訊問人朗讀或給其閱覽？

如在偵查庭上，接受檢察官訊問的人前方螢幕只能一次顯示一個問題，一旦換下一個問題，之前記載內容就會從螢幕消失，當開庭結束時，法警通常就只會趕緊拿筆錄最後一頁要被訊問的人快點簽名，所以常常被訊問之人根本無法再仔細核對陳述內容就匆匆「畫押」。因此，有時候在審理中，會出現證人明明是回答同一個問題，答案卻與偵訊筆錄不一致的情形，這不見得是因為證人「翻供」，而可能是當初偵訊時的筆錄本就未能如實記錄證人的本意。

再以2015年12月發生的台東大學學生狹持案來說，嫌犯林國正表示有冤，結果台東地檢檢察長親自用電話訊問該人，但嚴格說起來，以電話訊問並不算正式的訊問程序，所記載之內容也不符合刑事訴訟法所謂之筆錄規範。因為筆錄是要「當場」製作，而檢察長用電話跟挾持者對話記載內容，並不能算是「當場」製作。因此，後來台東地檢署表示，檢察長和挾持者對話並非是在製作筆錄，而屬於接受陳情，這樣的認定也較為合理且合法。

筆錄不是審理過程中的法庭筆記，是在製作完成後成為法官或檢察官結案的重要參考，因此無論如何，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細看過筆錄記載內容再簽名，如果筆錄有記載錯誤或文義不清之處，一定要在簽名前當場提出，請檢察官或法官要書記官修改，這是受訊問人的權利，此時就不要「溫、良、恭、儉、讓」，事關自身權益，不得不慎！畢竟不是每一次偵訊錄影光碟都會保存良好的，可不要賭自己夠不夠幸運呀！

追根究柢，我國實務上書記官多無翔實速記的能力，才是目前筆錄製作的最大問題。根本改進之道就是要修法由專業的速記員當場來負責製作法庭筆錄，這在美國等先進國家早已實施多年，我國為何不好好參考？

司法改革不用打高空，先從筆錄製作翔實這點開始做起，相信人民對司法的信任感一定會提升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