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小悠（歷史普及類《年羹堯之死》暢銷書作者）

道光元年七月初二，刑部漢尚書韓崶到部坐堂，有直隸司的首席滿司官—掌印郎中舒通阿持一案件的文稿上堂，請他批示意見。舒通阿上報的是一件命案：宛平縣民婦李劉氏，在都察院控告當地富戶傅大指使夥計武三將其夫李大打死，宛平縣不為究辦。都察院將此案移交刑部，抽籤分到直隸司審理。舒通阿向韓尚書表示，現在案子司內已經審訊明白，李大確係被武三毆打後重傷不治，當時傅大並未在場，與李大之死毫無干係，村鄰劉王氏願意作證。雖然死者李大之妻李劉氏還是不服審斷，但刑部仍可行文順天府轉飭該縣，強令她到縣衙領取棺材，將死者下葬。

韓崶是當朝首屈一指的律學名家、斷案老手。他只簡要聽了舒通阿的彙報，就心生疑惑。按照刑部的慣常做法，命案必須審結以後才能令死者親屬領棺收屍，斷斷沒有案情未清，就催著領棺材埋人的道理。此外，直隸司有滿、漢司官多人，此案事關人命，何以只有舒通阿一人上堂回話？想到這裡，韓崶慎重起見，當場拒絕畫稿，將舒通阿的呈文駁回，令其再審。

果然，沒過多久，直隸司的首席漢司官—主稿司官梁恩照，就憤憤然向韓崶面稟，抱怨舒通阿辦理此案獨斷專行，不但不將被告傅大收押，還不認真審訊，本司其他官員有不同意見，他也拒不聽取，恐怕其中有營私舞弊的勾當，請部堂大人另行派員審理。韓崶當即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馬上與管部大學士戴均元、滿尚書那彥成商議，將此案改交刑部貴州司審理，並派部內以精明強幹著稱的秋審處司官，前往貴州司會審。

從上下其手到真相大白

複審官員接手此案後不久，便查出實情：被告傅大家境富裕，在本縣有祖墳一座，傅大想讓住在墳地旁邊的李大為其看墳，於是派自家夥計武三向李大說明，並許給地五畝、房三間，李大含糊應允。

道光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傅大、武三與李大在村口路遇。李大稱，需再加五畝地，才去看墳。見李大反悔，武三怒不可遏，向前幾步揪住李大扭打起來，又在傅大的慫恿下，就地撿起一石塊，打破自己的額頭，打算栽贓到李大頭上。李大見勢要跑，傅大命武三將李大追回。武三一路追去，連毆幾下，李大站立不穩，向前一撲，狠狠跌倒在地，當場死亡。

傅大恐怕干犯重罪，央求武三到官後一人頂罪，將自己開脫出來，並許諾日後照看其家屬。武三答應。傅大又找到李大的妻子李劉氏行賄說和，許給李劉氏京錢五百吊、地三十畝，求她到官後不要供出自己，但被李劉氏拒絕。很快，地保將命案呈報到宛平縣衙。傅大趕忙托宛平縣公差花京錢三百吊，買通了宛平縣的刑書、仵作，又賄賂目擊人王劉氏替自己作偽證。

三月初一，知縣前往驗屍。仵作范志見李大屍身鼻竅有食物，大小便失禁，又因先前收了賄賂，便將李大身上致命的左耳近上拳傷及左右腿磕碰傷，都隱匿不報，只喝報說「內損身死」。李大之妻李劉氏不服。次日再驗，仵作仍報傷如前。知縣因其所報與《洗冤錄》內「內損」情形相符，遂定為「內損身死」，李大耳根等處的傷勢仍未驗明。

李劉氏不服，於三月十二日到都察院呈控。都察院將此案諮回順天府，改交宛平的鄰縣大興縣審辦。大興縣差役馬亮是傅大的至親，遂從中作梗，使審期一再拖延。李劉氏無奈，再次到都察院呈控。都察院遂將此案送到國家最高級的法司衙門—刑部審理。

複審結果與舒通阿所報出入如此之大，令韓崶等刑部堂官大為吃驚。尋常一樁命案官司，身為刑部直隸司掌印的舒通阿，竟然刻意不按程序辦理，接案後既不將主使正兇傅大收監，又強令家屬買棺結案，內中必有隱情。韓崶等人馬上下令，命複審官員晝夜熬審原案人員及刑部直隸司辦案書吏，務必問明內中情弊。

熬審過程中，傅大拒不招供，但直隸司書吏王黼棠卻供認，傅大到案時，曾有本部雲南司主事興貴向自己行賄，委託照應傅大。複審官員以此為突破口，再審傅大。傅大見王黼棠招出興貴，也只好承認與興貴一家是世交，此前通過自己囑託直隸司書吏照顧屬實，但對於如何買通舒通阿一事，仍不承認。

韓崶等人於是上奏請旨，將本部司官舒通阿、興貴一併革職，嚴加審訊。案件既經上奏，就變成了重大欽案。在道光帝的支持下，刑部從興貴、舒通阿二人入手，再次系統審理了這件原本情節簡單、但牽扯進朝廷官員的大案。

事實上，當年五月中旬，傅大聽說案子已移交刑部，即欲在刑部內打點。可如何能與刑部大員攀上關係呢？他想起了自家世交—兵部侍郎哈豐阿。傅大當即面見哈豐阿，求其轉托在刑部雲南司當主事的兒子興貴打個招呼。哈豐阿念及交情，就答應下來。

然而，哈豐阿與刑部直隸司掌印司官舒通阿並不認識，難以講話。興貴年輕初來，也難與隔著司的資深掌印交談。琢磨多日，哈豐阿忽然想起，自己在兵部的下屬郎中慶恩在調到兵部以前，常年在刑部任職，應該與舒通阿熟悉。不過，慶恩剛到兵部不久，哈豐阿自己雖然是長官，也不便直接向其說情，遂叫來慶恩之弟、也在兵部任職的員外郎慶志，說自己的世交傅大因為武三命案被謊告拖累，現在刑部直隸司審辦，讓他告知慶恩，如果認識直隸司掌印舒通阿，就求其幫忙照應，早日結案。

慶志回家向慶恩告知。慶恩遇到舒通阿後，又照哈豐阿之意說明。舒通阿當即答覆：此案正在提取文卷，傅大尚未移送刑部。

幾日後，傅大到案，與武三等人串供，一起聲明自己確實不在傷人現場。因有慶恩之言在先，舒通阿也並未將傅大收禁刑部監獄，而是仍交回大興縣收押。至此，傅大、武三等都已畫供，唯李劉氏仍堅稱其夫屍身有傷、原驗不實。舒通阿隨即繕寫稿片稟告堂官，請求堂官下達文書給順天府轉飭大興縣，下令受害人親屬領棺結案。

這邊，唯恐單走舒通阿的路子不夠，哈豐阿又命其子興貴在刑部活動，囑託刑部雲南司皂役胡泳興，由其向直隸司書吏王黼棠等人囑託，並令傅大給胡泳興京錢二百吊用作打點。此後，興貴探知舒通阿並未將傅大收禁，且未向自己索賄，遂起意敲詐，屢次向傅大聲稱，舒通阿幫了大忙，必須重重酬謝。事實上，傅大先後送來的京錢六百吊都由興貴私吞，舒通阿並未見到賄賂。

事已至此，刑部只得將涉案諸人按律定罪，請旨定奪。道光帝下旨，主犯傅大依威力主使他人毆打而致死，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武三為從犯，擬杖一百，流三千里。

涉案人中職位最高的兵部侍郎、二品大員哈豐阿，道光帝對其恨憎至極，痛斥他身為二品高官，結交傅大這樣的市井無賴，已經廉恥喪盡，居然還讓兒子輾轉向刑部承審官員求情，實屬辜恩負職，理當嚴辦。於是下旨將哈豐阿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其子興貴也隨父一併發往新疆。

主審此案、徇私枉法的刑部郎中舒通阿，按律雖然只應在主犯傅大絞罪上減二等，斷為杖一百、徒三年，但因其身為刑部承審命案官員，竟敢瞻徇別部大員情面，險些令正兇漏網，理應從重治罪，請旨發伊犁效力贖罪。

至於兵部員外郎慶志，聽從本部堂官哈豐阿指使，通過其兄慶恩轉向舒通阿請托，兄弟二人均屬有罪，現在慶恩已經革職，念慶志情節稍輕，可免予革職，開復原官。此外，宛平、大興、刑部收受賄賂的書吏、衙役，均按律定以徒、杖等罪。宛平知縣受仵作蒙蔽，斷案不實，也被交吏部議處。

刑案中的人情難卻

一場驚動御座的大案就這樣塵埃落定。撇開傅大、武三這兩個倚仗財勢、殺人行賄的無賴不說，單看涉案的幾名官員，除了受賄說情的興貴，其他如哈豐阿、舒通阿，以及慶恩、慶志兄弟，都並未收受賄賂，只是礙於人情，就不問緣由，幫助傅大壓和命案，最終牽連在內，或被遣戍或被罷官。

礙於人情，是清代刑案舞弊中一個非常常見的問題。在許多驚天大案裡，真正收受賄賂的官員並不多，大都是囿於親戚、同鄉、科舉同年、官場同僚等千絲萬縷的人情關係，而陷入其中。這是傳統中國人情社會的寫照。

一般而言，這類礙於人情造成的刑案舞弊，更多的是體現在地方基層政權當中。一方面，地理範圍越小，範圍內的人與事利益關係就越大。以州縣為例，雖然官員是外來的流官，但衙門裡的書吏、衙役都是本地人，與原告、被告雙方容易產生利益關係，從而干涉、左右案情。另一方面，品級相近、關係相熟的官員容易通融枉法，而品級懸殊、交往較少的官員，彼此間堅持原則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相對而言，高居中央的刑部，地位要超脫一些。首先，刑部地處京城，與各省路途遙遠，以當時的交通通訊狀況，較難和各級地方法司串通。其次，刑部官員與地方法司的考績追求完全相反。清代議處制度設計的連帶性過強，容易造成地方官內部上下遮掩、官官相護。比如命盜案件疏防處分，除處分對此負有直接責任的州縣官及當地綠營武官外，向上要一直連帶處分到知府、道員和綠營副將。是以州縣官諱盜，即便被上司發覺，也未必肯揭發。相對於地方官，刑部官員在處理諮題奏案時，受到處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從雍正末年起，刑部司官如果將情節不實的錯案駁改，還可以獲得記錄兩次的獎勵。這與地方官妥辦刑案是職責分內、一有出入即遭到處分的境遇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此案原告、被告雙方都生活在北京城的附郭縣—宛平，其中一方又是本地大戶，這是刑部官員也被牽涉其中，成為傅大等人賄買對象的重要原因。另外，傅大雖然並不直接認識本案的審訊者舒通阿，但卻與一位滿洲高官—兵部侍郎哈豐阿相熟。滿人，特別是其中上層多居京，相互之間有密切的婚姻圈聯繫。他們進入官場後，也和傳統的漢人士大夫一樣，通過科舉同年、官場同僚等仕宦關係相互熟識。因此，相對於漢族京官群體，滿洲京官在婚與宦的雙重作用下，人情聯繫更加緊密。此案中的哈豐阿，作為一個與案件審理毫無干係的兵部侍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轉托多人，實現了為傅大說情的目的。幸而最終遇到與這個人情圈毫無關涉、肯秉公辦事的刑部尚書韓崶，案件真相才浮出水面。

刑部的糾錯機制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清代刑部的「糾錯」機制還有頗多可以借鑒之處。

首先，嘉慶以後，刑部各司形成滿人掌印、漢人主稿、滿漢並重的局面。本司的重要事務，都要由掌印、主稿商量處理。如果有人試圖打破這種局面，就會被視為「專擅」，乃至另有隱情。本案舒通阿是直隸司掌印，是該司的「一把手」。按照刑部各司稿案呈堂的程序，掌印用印鑰換回司印，加蓋在文稿上，是回堂前的最後一個環節。如果掌印本人有作稿回堂的能力，且為人專橫，罔顧同司官員的意見，就可以做到獨斷專行。不過，各司另設主稿司官之後，雖然掌印在體制上仍然具有司內最高地位，但主稿的漢官通常在業務能力上更勝一籌，二者形成勢均力敵的格局，可以相互制衡，類似舒通阿案這樣的情弊才有機會被及時發現並糾正。

此外，到了嘉慶年間，刑部的法律專業化程度已經非常之高，六位堂上官（即滿漢兩尚書、四侍郎）中擇一在部最久、經歷內外的資深法律專家，作為「當家堂官」，每日到部理事看稿。其他堂官，無論本身地位如何尊崇，在政務上都要以當家堂官的意見為主。比如首先揭發此案的尚書韓崶，從二十歲起就在刑部任職，後外任知府、按察使等地方官，不數年而回任刑部侍郎，為官五十餘載，絕大多數時間都從事斷獄問刑的司法工作。韓崶辦案夙以邏輯嚴密著稱。在韓崶從刑部司官外放知府時，管理刑部事務的大學士阿桂與他執手告別，喟然嘆息：「部中作稿尚有絲絲入扣如君者乎！」這樣資深的閱歷、嚴謹的性格，使韓崶雖然僅是漢尚書，但在刑部內具有絕對權威，排位在他之上的管部大學士戴均元、滿尚書那彥成，都唯他馬首是瞻。因此，此案雖事涉滿人大員，但部內滿官亦不能稍有掣肘。

在清朝中後期人的眼中，刑部已成為行政效率高、專業化程度高的代名詞。如清人將刑部秋審處官員、河道官員（河務）、久任邊疆（邊才）的官員並稱為「專家學」，即有今人所謂「技術官僚」之意。又如《清稗類鈔》中稱：「六部諸曹司事權皆在胥吏，曹郎第主呈稿畫諾而已，惟刑部事非胥吏所能為，故曹郎尚能舉其職。」本案即是刑部自身糾錯能力的一個典型證明，可為時人的褒獎之語做一注腳。

（本文摘錄自 麥田出版／《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