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宇徵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秘書) 轉載自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時間回到2013年4月23日下午，一群年輕人聚集在金華街上，小林電機的舊址，準備在華光社區被強制拆除的前一天，舉辦「華光餞別晚會」。然而，傍晚時分，在眾人毫無預期的情況下，警方突然搭起圍籬，封鎖金山南路及愛國東路兩側通往金華街的路口，讓許多尚在整理家當的拆遷戶，以及聲援拆遷戶的學生們，被困在封鎖線內，形同軟禁。這項臨時性的舉動，使得原本訴求溫暖的晚會，因為多名警力的環繞，氣氛，變得截然不同。

第一波衝突的引爆，是在晚會即將進入尾聲之際。一名家住杭州南路二段的華光居民，因為警方的封鎖，被擋在金華街巷口，不能回家，只能不斷疾呼：「我要回家！把路封起來我怎麼回家？」；現場的聲援者，不斷要求警方，依法打開圍籬，好讓居民回家。在抗議的聲浪中，雙方的推擠，引爆衝突。最終，聲援者手勾著手，靜靜地躺臥在地面，以肉身，表達捍衛居住權的決心。

隔天清晨，另一波的衝突再起。原定於上午六點半執行的強制拆除，因為聲援居住正義的群眾，分別於金華街左右兩側的入口靜坐，阻擋大型拆除機具及搬運貨車的進入，而受到延遲；隨後，警方憑藉著優勢的警力，將群眾強制驅離，並增派警力，以警盾跟拒馬阻隔。雙方僵持到八點左右，再次發生推擠。

儘管這兩波的衝突，對於華光社區的拆除，並無結果上的影響。但在事後，警方仍舊將許許多多的聲援者，依「妨害公務」等罪名，移交地檢署偵查；最終，檢察官依據警方所提供的影像紀錄及照片，起訴其中五位聲援者。

檢察官的起訴，真的沒有問題嗎？

遭受檢察官起訴的這五名聲援者，在被起訴之前，多數人是彼此不認識的，而他們被指控的犯罪行為，也都各自獨立；顯然，當天晚上發生的衝突，並非有預謀的意圖。然而，在這起訴的過程中，卻存在著一個弔詭的現象－－由於聲援者多數保持緘默，檢察官僅能依據模糊、片段的影像紀錄，以及擷取自影像的照片，作為控訴聲援者有罪的證據。

模糊的影像、照片，以及擷取自影像的圖片，真的能當作犯行明確的證據嗎？

當法庭上首度勘驗光碟時，其實不難發現，儘管記錄了整場活動的影像，也無法呈現一個人從頭到尾的行動。而現場的混亂，更增加了辨識的難度。錯誤，因此發生。譬如，被起訴的其中一位聲援者，在勘驗過程中，頻頻遭到誤認，只因為，他們當晚都穿著紅色的衣服。

而照片，或擷取自影像的圖片呢？因為靜態的影像，缺乏前後的連貫，在失去脈絡的情形下，特別容易被擴張解釋，更加不應作為指涉犯行的證據。畢竟，推擠警盾的畫面，以及阻擋警盾向前壓迫的畫面，在靜態的影像中，有時是難以分辨的。

作為國家公權力的代表，肩負開啟訴訟職權的檢察官，在保障國家法益，與極可能侵害人民權益的選擇之間，理當更加謹慎、蒐集更多的證據，之後才提起訴訟；如果檢察官「看見黑影就開槍」，在有意與無意之下，將人民的基本權，視若無物，那，民主的基石，又如何能夠穩固？

穿著制服，就是執行公務？

還記得不久之前，基層員警，穿著制服，購買早餐的新聞嗎？當時，社會大眾所在意的，是員警穿著制服時的行為，理應代表國家公權力的展現，法律沒有授權的，應該要避免去做，這也是法治國家最基本的精神。

相同的標準，檢視4月23日傍晚，警方架起圍籬的行為，是否真的依法有據？

當時的現場指揮官，大安分局前分局長，於出庭時表示，當天警方的行為，是依照《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條及第二十七條，執行封街的任務；其目的，是為了協助隔天上午，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強制執行（拆除）的進行。而法院請求警察機關的協助，則有《警察機關遇地方法院請求協助民事強制執行事件處理要點》可遵循。

對此，辯護律師指出：法院在請求警方協助時，應以書面，載明需求；而從本案的卷內資料來看，地方法院僅僅要求大安分局，於4月24日當天，提供19名的警力支援，外加兩條路口的交通管制。但是，警方竟然於前一天下午，便擅自擴充管制的範圍，更將警力提高到百名之多；況且，《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十七條所賦予的，是「即時強制」的權力，必須是在事件發生後，為排除危害，才能將人、車暫時驅離，而非事先劃定管制區。

換句話說，警方在4月23日的行動，其實並不是法律所完全授予的。如果，欠缺完整法律授權的行為，都可以被稱為「執行公務」，是否，自詡為「民主法治國」的我們，其實「好傻好天真」？

當公權力遁入私法

聲請民事強制執行，須繳納執行的相關費用，其中包含協助執行人員的差旅費；換言之，當法院要求警方協助支援時，聲請人必須支付出勤員警的差旅費用。然而，大安分局前分局長出庭時表示，當天出勤的員警，僅只有分配便當、早餐，並無差旅費的請領。

華光社區的拆遷，是土地擁有者（法務部），透過民事的訴訟，取得強制執行的權利。既然是透過民事訴訟，比照一般人，理當遵守各項的法規限制，而非假公權力之名，規避相關的權責。

在4月24日的強制執行中，法院原本僅要求19名的警力支援，但警方一共出動了百名的人力，但卻沒有差旅費的請領；試問，如果今天華光社區的土地所有人並非法務部，警方是否仍會如此「慷慨」，願意提供倍數的人力協助，且分文不取？

另一方面，法務部做為國家機關，財務的支出，都需要有預算的編列。但，從大安分局出勤的員警，並無收到差旅費的結果來看，如不是已編列的預算沒有確實發出，那就是法務部根本沒有編列這筆預算；如是前者的情況，則需仔細究責，以確保基層員警的權益，可受到保障；但若是後者的情形，則法務部必須有人為此負責，因為，這著實是公權力假私法之名，侵害人民權益的的最糟示範。

有權力，就該負起責任

國家，作為人民意志的集合，被賦予了相對的權力，得以執行各種的業務，於此同時，他也背負了相對的責任，必須照顧全體的國民；因此，國家的任何作為，都應該被高度檢視，而不能等同於一般人的行為，可以被原諒、可以被忽視。

在華光社區4月23日、4月24日的「妨害公務」訴訟案中，警察執行「公務」的合法性與否，固然是本案關鍵的爭點，但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其規避應有的安置責任、透過民事訴訟以獲取強制執行的過程，才是聲援者之所以無法接受，必須挺身而出的理由。

華光不是私人的土地糾紛，而是應受保障的一環

每一個事件的發生，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在審判的最後，一位聲援者提到，在他與居民的訪談過程中，有一位老太太，曾無奈地說：「我所有的家當，就只是一輛三輪車。如果今天政府真的要趕我走，我就只能四處流浪，以三輪車為家。」另一位聲援者也提到，某日他在社區步行時，耳聞一戶人家的小朋友，以童言童語詢問爸爸：「我們為什麼要搬家？」…

或許，多數的人們都會認為，華光社區，是國家的土地，居住在社區的居民，是竊佔國土的惡人，怎麼可以給予同情？但是，當你發覺，這個社區，其實是政府一手造成的產物、是政策下被犧牲的難民窟，那，你又會怎麼想？

有罪的判決，令公權力的監督更加困難

國家並非完美的集合體，所以才需要有法律的束縛，藉此保障人民應有的權利。然而，當法院作出有罪判決的同時，似乎也宣告了：只要是政府機關所宣稱的「執行公務」，即便於法無據、或有瑕疵，人民皆不能與之抗衡。這樣的結果，當真是法治國所追尋的目標嗎？而作為定紛止爭的仲裁者，司法，在捍衛最後依道防線的同時，是否又能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