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事實

大衛有施用海洛因前科，去年6月才假釋出獄回家。9月時，接受地檢署觀護人採集尿液送驗，結果呈現「嗎啡類陽性反應」、「可待因陽性反應」。大衛說，不清楚為何尿液會有嗎啡反應，也許是因為他有喝Ａ牌咳嗽藥水的習慣，而且在接受採尿的前晚跟當日早上都有服用，共喝了108ml。

但是，因為大衛無法找到提供止咳藥水的友人，而且藥水外包裝的標籤也撕除，無法辨識製造日期，大衛又無法提出其他的證人可以證明，因此檢察官仍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加以起訴。

法院審理中，為了釐清疑義，函請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對驗尿結果表示意見。法醫表示，檢驗報告中的陽性反應，「可能」是使用海洛因造成的，但也有可能是使用含可待因、嗎啡的藥品所造成的。而大衛所服用的Ａ牌藥水，也確實含有可待因及嗎啡，藥廠也說，「無法排除病人過量使用之可能性」。

因此，法院認為檢察官起訴所引用的尿檢報告，尚不足以證明是大衛確實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造成的，而仍有合理懷疑的空間，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作出對被告有利的認定（註一）。

案例評論

其實本案在偵查階段，檢察官就應該函請法醫與藥廠表示意見，，被告根本不用到法院才能洗清冤屈。《刑事訴訟法》第2條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一律注意。」也就是說，檢察官不僅有發現真實的義務，更有客觀性義務，而並非是站在被告的對立面。若不利於被告的情形有疑問，不能作為不利的證明時，就不能做對被告不利的認定。

因此，檢察官應本於客觀性義務，就相關必要事項，請被告提出或聲請調查有利的證據，或陳述有利之事實，並命提出證明之方法，給予辯明犯罪嫌疑的機會，或對客觀上有調查必要、與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的事項，都需依職權加以調查，以盡澄清及照料義務。

但長久以來，檢察官或許為了結案方便，也或許仗著審判中法官還會接續調查，不僅對案件偵查不夠完備，甚至對被告的抗辯、或調查有利證據的請求置之不理，先起訴再說。其實在最高法院100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註二）就可看出，檢察官於公判庭中對於犯罪事實存在所應負的舉證責任，無法假藉任何理由脫免，將實質舉證責任轉嫁給被告甚至法院，不得再用「法院為發見絕對真實，應盡職權調查能事」的說法，期待能把自己應負的舉證責任推給法院。

被告因為沒有自證己罪的義務，當積極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時，就算被告的抗辯或反證聽來牽強，也不等於能夠採信不足以證明犯罪的證據。檢察官雖然認為，大衛既無法找到所謂的友人，又把標籤撕去，也無其他證人可證明，所言不足以採信。但即使如此，也不會讓無法肯定陽性反應來自海洛因的尿檢報告，變成肯定的呀！

檢察官正確的做法，應該要在偵查階段就依照大衛的請求，將尿檢報告函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藥廠，對於該份報告表示意見來釐清大衛的抗辯，而非單憑一份尿檢報告就將他提起公訴。畢竟單單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對人民來說，有時就是一種處罰，怎能不慎？否則也難怪網路鄉民會常戲稱，檢察官就像是起訴書產生器阿!

註一，類似之案例有：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8年度訴字第1118號刑事判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49號刑事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97年度訴字第3352號刑事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1919號刑事判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3101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485號刑事判決。

註二，最高法院100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

「當檢察官未盡其舉證責任，除《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規定，為維護公平正義之重大事項外，法院無庸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裁量主動依職權調查證據。是以，該項前段所稱『法院得依職權調查證據』，指的是法院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認為事實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無須聲請，主動依職權調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