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謬誤】檢察官只仰賴有限的科技，釀成冤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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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謬誤】太過仰賴DNA鑑定，卻忽略科技的極限
案例事實
陳錫卿和呂金鎧在監獄服刑期間結交為好友，民國82年呂金鎧出獄後在中和租屋居住，並於一家麵包店工作，陳錫欽同年12月出獄便前往與呂金鎧同住。
爾後，陳錫卿以佯稱找家教為由，誘使一位范姓女大學生到中和的租屋處，乘機性侵范女再勒斃，次日屍體被發現。
檢察官依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鑑定，認為一般男子射精量只有2~6cc，但范姓女大學生下體留有20cc的精液，因而認定兇手應有兩人以上。
陳錫卿和呂金鎧兩人遭到逮捕後，呂金鎧始終否認犯案，陳錫欽卻指認他是共犯，且呂金鎧在83年1月9日突然在警訊中自白，承認和陳共同犯案，並作現場表演及全程錄影。
最後檢察官進行DNA鑑定，認定留在死者體內的精液應出自是兩人，於是將陳錫卿與呂金鎧予以起訴。
更七審時法官陳榮和及施俊堯依職權獲悉刑事局能作美國最新、最精密的「高鑑別度基因鑑定法」，於是重新將精液檢體送交刑事局做16組DNA鑑定，結果明確肯定呂金鎧並未涉及性侵被害人，此案由陳錫卿一人所為。
案例評論
本案有多個爭議點，首先呂金鎧、陳錫欽的警詢自白出於非自由意志，不得做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明文指出若是有違法情況所為的自白，是不可以當作證據的。
呂金鎧舉出台北看守所的驗傷單等證據，指控警詢時遭到刑求，該自白沒有證據能力，檢察官不得用來佐證被告之犯罪事實。
警方在偵辦過程中，常試圖以「重回現場」、「模擬表演」等要求，想找出關鍵性的證據（如凶器），或是以重現案發當時的情境為由，想依此為證據去證明犯罪事實的存在。這種要求已經違反「不自證己罪」原則，被告可以保持沉默、拒絕陳述，當然也可以拒絕重回尚未確定的「案發現場」。
檢察官的職責是積極舉證、蒐集證據而發現真實，不能違法要求被告去舉證，如果此類「重回」、「模擬」的表演錄影可供認定犯罪證據的話，《刑事訴訟法》中關於嚴格的證據審查程序又何必存在呢？
若是檢察官舉證的被告自白與現場表演錄影帶無證據能力，本案的證據就只剩下被害人身上所驗出的ＤＮＡ鑑定報告了。
當時調查局以HLA DQ α進行DNA鑑定，此鑑定只能比對人體23對染色體中的第6對染色體，最多只有90%之準確率，不能說是百分之百準確比對。而近來更精確的STR鑑定法，則是透過16組基因位之鑑定方法鑑定，兩人16組基因均相同的機率為僅有百萬兆分之一的機率。
此案過去歷審曾送檢體到各個不同的單位做DNA比對，但各機關採行的鑑定方法均屬於低鑑別度的鑑定法，結果分歧很大，未有統一的見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能完全相信科學鑑定報告，並以此做為犯罪事實的證據？
又例如一開始勘驗時法醫僅以目測精液量的方式，就能判斷犯人是一人以上，此種方法毫無科學實證可言，是屬於個人的推測，但在檢察官調查提出起訴證據時又如何能說盡信科學？
DNA在鑑定的過程中變因很多、爭議也很大，因為檢體容易受到汙染，或是科技尚未足夠成熟，檢驗容易發生失誤，使得鑑定結果與事實不符，故DNA的判斷在證據能力有待質疑，不應做為唯一證據。
還好此案因為高院法官的用心，用更新的科技去證明犯罪事實，否則若以檢察官的舉證鑑定報告作為唯一證據，呂金鎧將永無洗清冤屈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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