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總統府

在「希望冤案能夠被更多人看見」的理念下，資深司法記者江元慶與「法操」創辦人高宏銘律師理念相契、志同道合，於是，「台灣冤案實錄」這個專欄也就從此開始了。從第一篇文章刊登至今，已2個年頭，連載超過100篇文章。

這些冤案在江元慶的筆下，除了讓社會大眾「看見冤案」，呈現審判系統、檢察體系的荒誕不經與光怪陸離之外，也希望能夠警醒百姓、對司法吹哨，並且匯聚力量，繼而督促審判革新、檢察改革。

最近，「台灣冤案實錄」與「法操」的聯手吹哨，達成初步成效。監察院從江元慶披露的《警方在指認上動手腳》中，及再根據案件當事人的說詞，對這件個案深入了解，並進行延伸調查。結果驚訝發現，江元慶筆下的這名冤案當事人，在此案中確實蒙冤，經無罪定讞後，並獲得刑事補償金；但是，這名當事人卻在其他案件中繼續遭受冤屈，以致身繫囹圄。

經過監察委員高涌誠調查後，認為檢察官應該向法院聲請再審後停止執行，立即放人。根據媒體報導此案也在原犯案人陳姓男子，向台北地檢署自首，經檢察官查證屬實後，檢察官向法院聲請許男停止執行，再依搶奪、竊盜等罪起訴陳男。

過去《法操》曾經專訪過江元慶，在上次的專訪中，我們和江元慶老師談到他的三本著作，以及當時他對於司改的看法。但長期閱讀江元慶文章的讀者們，是不是也會感到好奇：他為什麼會投身司法記者？又是如何找到這些冤案？經過了兩年，台灣的司法有改變嗎？

與司法的萍水相逢

江元慶和司法的相逢，要從民國77年說起。那年，台灣報禁開放，報業百花齊放，他初入《中華日報》工作，被指派為警政和司法路線記者。當時，他除了跑台北市士林區、北投區的警察分局和各派出所之外，還負責士林分檢署（今士林地檢署）及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今士林地方法院）的新聞。

這段經歷，讓不是法律人、新聞科班出身的江元慶，接觸到了所謂「移送法辦」的流程──從警方破案逮到嫌犯、檢察官起訴被告，再到法官審判的程序。

不過，他雖然碰觸到了司法領域，「但此時的我，只是初識司法，和司法只是輕接觸。」江元慶說，直到一年後，他對司法的視野，才有了比較全觀，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

民國78年，江元慶被報社調整路線，從「地方」調往「中央」──調派到台北採訪司法新聞，且專門負責採訪審判系統（包括台北地院、台灣高院、最高法院），以及司法院的新聞。

這個階段的他，開始對司法萌生強烈的感受，以及難以置信的驚訝：過去有些他親眼目睹被警方逮捕的嫌犯、或是報導過的筆下人物，在被檢察官起訴、或是被法官判決有罪之後，有些被告最後是無罪定讞。於是，他恍然：「檢察官、法官會冤枉人！」

看司法的眼界不同

江元慶說，以前他在士林分檢署、士林分院跑新聞時，只能看到、寫到一審判決的結果。但是，當調到台北採訪審判新聞時，他可以追蹤案件的一審到三審的發展。

而且，由於他調派台北後，採訪路線還包括負責司法政策、法官人事、制度設計等等決策面的司法院新聞。從此，江元慶看司法的視野，有了不同的層次。

江元慶轉入《聯合晚報》工作後，他的人生彷彿倒帶般，再次從「地方」調任「中央」，專責採訪審判新聞。由於同事休假要相互代班的關係，讓江元慶先後碰觸到了審判、檢調、司法行政（司法院及法務部）三大領域的司法新聞路線。

這個階段的他，完整歷練了整體司法的採訪經驗。他微觀的看到個案，也宏觀的看到司法，並且從個案成因中探勘司法面貌。這些經歷，成為他日後探索個案、挖掘司法問題、探查檢察病灶等等議題，奠定了基礎。

入山進修「練功」

「在工作一段時間後，越來越覺得自己在做很routine（常規）的工作，差別只在於每天寫的新聞個案不一樣。」江元慶自認有段時間陷於工作上的困境，他極於想爭脫，甚至企圖逃離司法新聞。

他逃脫不掉司法路線。在改變不了現實環境下，江元慶決定改變自己──重拾書本，試著找回當初對新聞的熱情。通過考試，他前往指南山下，拜師學藝。 讀這場書，江元慶自稱受到強烈電擊，「在政大新聞研究所（傳播學院）的這三年半，老師們似接力式地把我的腦袋彷彿重新更新，把我原先處理新聞的混沌模式，透過重新思考後，開闢出一條清晰且明亮的思路。

讀這場書，讓我對處理新聞開了竅，可以更細膩的方式去處理司法新聞。」

即因如此，後來催生出「刑事妥速審判法」的《流浪法庭30年》這本書，就是在這種思維下，透過層層挖掘、步步探索下完成的作品。

謹慎查證，嚴格定義冤案

「你怎麼能找到這麼多的冤案？」

江元慶還是提到了《流浪法庭30年》。「這本書的後座力及影響性，遠遠超乎我的預期，也改變了我的人生。」江元慶說，有許多人在看完這本書後紛紛找上他。

「有時候，當我回電話才說：『我是江元慶』的時候，電話那頭的人竟然會激動的說不出話來，只是不斷的哭泣；甚至，有人發出的不是哭聲，而是會讓人撕心裂肺的哀號。」

透過一次次的訪談、一件件的查證，以及不斷脈絡化的延伸，慢慢的，江元慶累積了越來越多的「冤案」。

隨著當事人喊冤的數量越來越多，迫使江元慶不得不思考一件事，並且掉入一個難題──怎麼定義「冤」案？

幾經掙扎後，他決定採取最嚴格的標準，凡經過法院判決無罪定讞，而且獲得冤獄賠償、或是刑事補償的，他才認定是冤案，「因為，這是經過司法『認證』過的冤案。」

冤到連法律人都看不下去

除了當事人直接找上江元慶之外，他也會自己去挖掘。例如，他曾經一度帶著20多件冤案從台灣頭的基隆一路南下，間斷流浪到嘉義進行田野調查；但在事後的再訪談、再查證過程中，經過他的延伸訪查，「原先的20多件冤案，最後膨脹到70多件。」

另外，江元慶的冤案來源，還有一部分是連法律人都看不下去的案件。而且，隨著「台灣冤案實錄」擴散所及，除了律師之外，還有司法人員也會為當事人憤憤不平，而提供不公不義的冤案故事給他。

重回自己的人生軌道

關心司法超過20年，曾在世新、輔大授課，並在政大傳授人物寫作的江元慶老師，於民國106年獲遴選出任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委員。這段經歷，讓他感觸良深。

江元慶說，民國88年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當時身為司法記者的他，在現場採訪了三天新聞，親眼目睹檢察體系是如何的抗拒改革。「沒想到，18年後，我從當年的司法改革旁觀者、記錄者，成為親歷現場的參與改革者，卻再一次、且更強烈地感受到檢察系統的抗拒改革。」江元慶毫不隱藏對司改國是會議的失望，「而且，這些抗拒改革的人中，不乏是標榜推動改革的人。」

因此，當司改國是會議結束後，他退出了後續第二階段的執行推動委員會。「人的生命有限，」江元慶說，「我寧可回到自己的軌道上，把時間花在寫出更多的冤案，留下紀錄，寫出人民在司法底層的嗚咽聲音。讓後續有心的改革者，去接棒完成改革。」

司法「系統」出了問題

訪談到最後，江老師語重心長的說：「握有『司法公權力』的人，要懂得將心比心。」

在看過這麼多司法冤案後，江元慶越來越覺得冤案有時是「系統」造成的，「例如，警察、調查員有辦案績效，檢察官、法官有結案壓力，在大家都要『活命』下，導致案件中的老百姓在這樣的司法環境下身受其害，成了苦主。」

江元慶說，司法案件的「上游端」是警察、調查員、檢察官，其中又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下游端」則是法官，有很多的冤案是因為警調蒐證不完備、或調查不齊全，就把案件交給檢察官接續偵辦，導致檢察官要辦的案件堆積如山；有些檢察官可能出於辦案經驗不足、或是怠惰辦案、或出於儘速結案，在該調查而沒有調查下，就草率起訴，因此又造成了法官的案件滿坑滿谷，「這就是系統的問題！」

江元慶話鋒一轉的說：「上游端的問題不解決，下游端就可能產生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