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新聞指出，為了因應社會上頻傳的群毆事件，政府擬修法放寬刑法上關於「聚眾」的定義。根據警政署的說明，將矛頭指向最高法院判例（28年上字第621號判例），該則判例將聚眾定義為「參與鬥毆的多數人，有隨時可能增加的狀況」，而往後實務也往往適用這則判決，將社會案件中常見的「烙人輸贏」排除於聚眾鬥毆之外，因為會參與鬥毆的就是那些被找來的人，不符合「隨時可能增加」要件。想當然耳，這種見解與現今社會大眾對於聚眾鬥毆的想法南轅北轍。

為了打破這個實務見解的拘束，警政署才決定提出修法草案，在刑法中明確定義「聚眾」的意思，就是「三人以上」。同時針對刑法上其他涉及「聚眾」的要件進行修正，包括研擬要將「舉牌3次命令解散」下修為2次。當然以上所說，都還是研擬中的想法，但從這些釋出的訊息，或許我們可以稍微思考我國現行刑法上對於「聚眾」一事的體系與態度。本文以下將從與聚眾相關的法規出發，簡要評析警政署所指出的法規問題與預訂修法方向。

刑法第283條聚眾鬥毆罪

被點名的最高法院判例，其所涉及的是現行刑法第283條聚眾鬥毆罪。根據新聞說明，由於最高法院判例讓現代社會的打群架幾乎不可能構成聚眾鬥毆罪，導致最後只能依一般的傷害罪論處，但是傷害罪又是告訴乃論罪，如果被害人沒有提告，最後只能靠社會秩序維護法罰錢了事，嚇阻犯罪的效果不佳。

但是，這樣的說法可能會讓一般人對刑法第283條的規定和實務上的運用產生誤解。刑法第283條的規定是：「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

舉個例子來搭配：若今天某A、某B參與了一場群架，A在打群架的過程中有動手打人，而B沒有出手，只是在旁邊叫囂、助陣。則在刑法第283條規定下，A因為是下手打人的人，所以並不會適用刑法第283條，而是直接適用傷害罪規定：打傷人就適用傷害罪、把人打到重傷適用重傷罪、把人打死則適用殺人或傷害致死罪。B的部分，只有在「群架中有人被打死或打到重傷、殘障」的時候，才有可能適用刑法第283條。

因此，針對被特別點名出來的聚眾鬥毆罪，有幾個概念需要先釐清：

1. 如果今天犯人確實有在群架中出手打人（例如A的情況），那麼根據現行法規定，本來就應該依照傷害罪論處，並不能適用刑法第283條的聚眾鬥毆罪。而且就刑度來講，聚眾鬥毆罪刑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大致與一般傷害罪相當。所以如果A在群架中出手打人的結果，是比一般傷害還嚴重的重傷或死亡，那麼就會適用罪刑更嚴重的重傷罪、殺人罪或傷害致死罪。
2. 傷害罪並非全部都是告訴乃論罪，諸如上面提到的重傷罪或傷害致死罪，都是非告訴乃論罪，就算被害人不提告，檢察官依然可以偵辦、起訴。所以如果在群架中出手打人的Ａ，有造成重傷或死亡的結果，本來就是直接適用重傷罪或傷害致死罪。至於B的方面，如果群架中所有人都只受到輕傷，那麼就不符合刑法第283條「致人於死或重傷」的要件，本來就不能對B論以聚眾鬥毆罪。

綜合以上幾個概念，我們可以知道，就算撇除最高法院對「聚眾」的定義，刑法第283條本身的構成要件就已經非常狹隘。在上述案例中，有動手打人的A根本不可能適用。只有沒動手、而在場叫囂、助陣的B，在群架中有人死亡或受重傷時，才有適用餘地。

事實上，刑法第283條的聚眾鬥毆罪在近幾年的實務操作上，反而往往都是被拿來當作「爭取較低刑度」的工具。正如前述，聚眾鬥毆罪的刑度大約等於普通傷害罪。所以當一場群架過後，如果有被害人死亡或變成殘障，參與群架的被告往往會援用刑法第283條，主張自己沒有動手、只是在場助陣，以求免於重傷或傷害致死等重罪的處罰。而法院的回應方式，就是援用最高法院判例，認定群架根本不構成「聚眾」，無法適用刑法第283條，而仍然以重罪論處。

至此，可以知道刑法第283條的法條規定和實務運作，可能與我們想像的大異其趣。當然，並不是說這個條文或最高法院的判例沒有修改必要，但如果我們的最終目的是遏止街頭群毆的亂風，單純修改「聚眾」一詞的定義，效果或許並不如想像中顯著。

其他涉及「聚眾」定義的犯罪

除了打群架所涉及的傷害罪和聚眾鬥毆罪以外，另外在刑法妨害秩序和妨害公務罪章中，也有刑法第149條的聚眾不解散罪、第150條的聚眾強暴脅迫罪與第136條的聚眾妨害公務罪，都會涉及聚眾的定義。

因此，根據上述新聞，若修法將聚眾定義為「3人以上就算」，甚至近一步將命令解散的次數門檻下修到2次。那麼就可能使前述幾個妨害秩序和妨害公務罪的成罪範圍大幅擴張。恐怕最顯著的影響並不在於嚇阻群架，反而會先威脅到人民的集會遊行自由。

首先要知道的是，將聚眾的定義為「3人以上」的話，那麼我們一般許許多多的社會活動都會落入「聚眾」的範疇。諸如集會遊行、婚喪喜慶、甚至三兩好友晚餐後在路上散步，都會變成聚眾。如此一來，這些行為是否會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49條，將很大程度取決於警察的認定，也就是警察是否要求群聚的人解散。

其次，關於聚眾的定義，其實對於刑法第149條等罪的認定，影響也不大。以最容易引起爭議的集會遊行來說，集會遊行大多是基於特定政治理念或訴求，而在公開場合以群聚方式表達訴求，而且通常會希望認同者能夠加入其行列。所以集會遊行在本質上，本來就是以「人數隨時可能增加」為目標，確實會落入最高法院判例所定義的聚眾。

因此新聞所指出的修法，是「方便警方執法」等緣由作為修法目的，那麼在刑法第149條等罪的情形下，或許可能反而增加了警察藉這些罰則規定，干預人民合法群聚的情形，是否有可能減損人民的集會遊行自由，就值得進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