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8日江宜樺到台大社科院演講遭到抗議，以及323佔領行政院案於19日開庭審理，4年前323、324行政院鎮壓事件再次引起討論。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依據當事人的說法，佔領政院案開庭時，法官「依職權」傳喚6名警員到場，其中包括案發當時的現場指揮官方仰寧。但疑似沒有說清楚傳喚這6名員警到庭的待證事實為何、也沒有事先給予被告陳述意見的機會，在開庭時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由於筆者並非當事人，也不在開庭現場，因此不便就進行中的刑事案件、該法官行為之適當與否表示太多意見。但這場風波，也確實引出了訴訟法上的一個問題：也就是傳喚證人的待證事實，應否事先讓當事人知悉？

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連結

所謂待證事實，其實不只是在證人領域的概念，可說所有證據都涉及了待證事實的概念。我們都知道，調查證據是為了證明事實，而所謂待證事實，就是藉由調查這個證據，所能夠證明的事情。

在一場訴訟過程中，可能會有無數個證據資料可供調查，那法官要如何決定應該調查何者呢？就必須要思考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的連結，一般來說，會從三個面向下手：關連性、必要性與可能性。

所謂關連性，就是證據是否能夠某程度上證明待證事實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一個證據資料，與待證事實八竿子打不著關係，那自然不需調查。舉例而言，涉嫌殺人的嫌犯，聲請法院傳喚通靈師傅，以「觀落陰」的方式，求證被害人並非嫌犯所殺，就是一個證據與待證事實欠缺關聯性的典型。

而所謂必要性，是指用這個證據來證明待證事實，是否必要。欠缺必要性最典型的狀況，就是待證事實已經明確，不需要進一步調查其他證據了。例如被告聲請傳喚證人，證明今年11月24日是選舉日，因為這是一個公眾周知的事實，所以沒有調查必要。又或者已經有監視器畫面明顯拍到嫌犯毆打被害人，但嫌犯依然聲請傳喚證人，想要證明自己沒有動手打人，就是一種欠缺必要性的證據調查（但如果嫌犯是要證明被害人也有打人，他是正當防衛，那就有調查必要性）。

接著，所謂可能性，是指該證據本身，是否還有調查的可能性。例如謀殺案被害人遺體已經火化，但嫌犯仍然聲請屍體鑑定。或者被告聲請傳喚的證人，早在多年前就已經跑路而不知所蹤。這些都會被認為是沒有調查可能性的證據，因而不予調查。

關於敘明待證事實的程序規範

由上述說明可知，證據與待證事實是密不可分的。也因此，如果訴訟案件的當事人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無論是人證或物證），法院都會要求當事人敘明待證事實為何，這樣法院才有依據判斷是否有調查的需要。

這一點在民事訴訟法有比較明確的規範，民事訴訟法第298條第1項規定：「聲明人證，應表明證人及訊問之事項。」就有要求當事人在聲請傳喚證人時，應該讓法院知道證人的身份以及待證事實。而民事訴訟在當事人進行主義以及避免突襲性裁判的中心宗旨下，通常在法院實際傳喚證人時，當事人都已經清楚證人此次出庭是要證明什麼，自然也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可以準備。

至於刑事訴訟，當事人（檢察官或被告）可以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1項聲請調查證據，而根據第163-1條，當事人聲請調查證據時，也應該敘明證據與待證事實的關係，並且將繕本送達對方。也就是說，由當事人聲請的證據調查，通常雙方都可以事先知悉可能會傳喚哪個人來？要釐清什麼事情？也是有事前準備的機會。

然而，本次事件的爭議起源，則是來自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法院為了「發見真實」，可以依職權調查證據。也就是說，法官為了釐清真相、維護公平正義或被告重大利益，就算當事人都沒有聲請調查證據，法官也可以自己進行調查。而在本次事件中，法官應該也是動用本條規定，在檢察官與被告都沒有聲請的情況下，自行傳喚6名員警到庭。

防禦權的維護

然而，法官依職權傳喚證人或調查證據，究竟是為了發見什麼真實？為了維護什麼利益？都可能與案情息息相關。而且按照常識推論，如果連當事人都沒有聲請，法官反而自己想到而進行調查，是否就代表這個待證事實對法官而言很重要？

既然法官依職權自行調查的證據，對於案件往往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那麼基於保障被告防禦權的核心思想，被告自然應該能夠在事前就知道證據和待證事實為何，才能夠充分消化證據、進而提出抗辯。也因此，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3項也規定，法官在依職權調查證據前，應該給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其意義就在於藉由本項要求，讓當事人能夠提前知悉證據和待證事實，進而提早做準備，而不會在開庭時遭到意想不到的證人或證物突襲、蒙受不利後果。

綜上所述，依照現行法律規範和法理，就算法官依職權傳喚證人或調查證據，也應該事先向當事人說明待證事實，並讓當事人有機會陳述意見。如此，才能夠充分保障當事人的訴訟權和防禦權，達到審判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