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台灣有許多年輕人，為了體驗國外的生活，而去世界各國打工渡假。而台灣從1993年開始，就有一群外國人，為了生活，來台灣打拼。除了有文化、語言上的適應問題外，社福類的移工，還要賭上人身安全的風險，在來台灣的第一天就要進入陌生人的家庭中，進入一個外人很難介入和干涉的私領域當中，他們可能遇到肢體暴力或性暴力等等危險。

蘋果日報特別為了在台灣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外籍移工，做了一系列的【囚島移工】專題採訪。根據報導，一名外籍移工，被雇主的兒子性侵、性虐待。檢方深入調查，確定沒有性交易的問題，也確認性交違反其意願後，卻仍然不起訴男子。原因竟然是因為，檢察官認為當下外籍移工並沒有反抗或「咬傷被告陰莖、大聲呼救」，與一般性侵被害人行為狀況不同，所以做出不起訴處分。

其實早在2017年7月，就有立委及民間團體注意到外籍移工受到性侵的問題。根據媒體報導，立委尤美女辦公室及司法改革基金會、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勵馨基金會等新移民、婦女團體開記者會，訴求法務部及司法院應針對移工性侵害案件起訴率、定罪率偏低提出調查分析，並呼籲，台灣司法人員應看見移工身處性別、經濟及語言弱勢狀況下，求助無門的處境。

究竟台灣的司法究竟是怎麼認定「一般性侵被害人行為狀況」？一定要呼救才算性侵嗎？現行性侵害的起訴、定罪狀況為何呢？

大聲呼救、反擊並非必要要件

「被害人沒有大聲呼救」在法院常常是加害人的攻防手段，加害人常常以此為主張，認為被害人當下可以反抗、逃離等等。如高院104侵上更(二)字14辯護人辯稱：「倘被告果真強制A 女張嘴，將生殖器強行放入，A 女大可咬傷被告，甚至咬斷被告之生殖器，以求自保，惟A 女並無如此作為，質疑A 女指證之可信性。」

類似的言論也曾出現在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中：「衡諸常情，倘被告係違反告訴人意願與其發生性行為，則告訴人當可趁為被告口交之機會，咬傷被告陰莖、大聲呼救或者發出聲響引起鄰居、被告母親注意，進而打斷被告之性交行為。」(橋頭地院106聲判19，第121行。)

但法院認為，考量到侵害事件的突發性、劇烈性，受害人是否求援，因人而異，受害人是否呼叫求援，與是否成立強制猥褻罪之判斷無涉。(高雄高分院107侵聲再5)。另外，因為內心恐懼與體能、環境空間相對弱勢之情況，被害人本來就難以抵擋。(高院104侵上更(二)字14)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221條，也在1999年修正，將「至使不能抗拒」這個要件刪除，所以受害人究竟有無抵抗，本就不是現行強制性交罪要考量的構成要件。而且若發生在侵害發生於私人住宅中，受害人更有可能考量到，在求助無門情境下，如抵死不從，可能招致身亡或其他重大災難，為了顧及自己的性命，沒有採取激烈的手段，也是符合常情。

強制性交罪不起訴比例高達58%

根據法務部統計年報的統計資料，我們可以看到，若以整個妨害性自主罪章來看，雖然不起訴的比率有上升，但即便加上緩起訴處分，仍未超過50%。但強制性交罪的不起訴比率，逐年上升。與十年前相比，不起訴比率成長了4成，強制性交案件的不起訴比率已經過半。讓人不禁懷疑，難道強制性交罪的濫訴情形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另外，現行制度下，雖然會公開檢察官的起訴書，但不起訴書仍不會公開。可是檢察官作出的不起訴處分，其實具有相當的確定力(刑訴第260條)。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應該要讓社會大眾得以監督，針對不適合公開的性侵案件，也該仿照法院公開判決書的方式，在隱匿個人資料後適度公開，惟有公開透明，才能夠真的監督檢察官的作為，不是凡事都是檢察官說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