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正皓律師（台大法研所畢、大壯法律事務所律師）

法務部日前發布新聞，已擬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以下簡稱通保法）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核中。修法的緣由是2014年爆發黃世銘濫用監聽權的事件後，通保法歷經一次大幅度修改，縮減許多檢警的通訊監察權限，導致辦案難度提升。因此本次法務部修法，正是意在矯正2014年過度嚴苛的修法。本文將檢視法務部在新聞中所稱的修法方向，並且進行分析、評論。

通信紀錄與GPS：惡魔藏在細節裡

本次修法的重點，是開放檢察官可以核發通信記錄（或一般常稱的通聯記錄）的調取票。而且在辦案需要時，檢察官可以核發許可書，讓警察運用GPS追蹤的技術辦案。

就一般人的想法來看，通信紀錄和GPS資料相較於監聽譯文，是屬於對隱私、秘密通訊權侵害較小的資料。畢竟，相較於整個對話的內容都被別人聽到、錄音，只是讓別人知道自己人在哪裡、什麼時候與誰通話多久，就比較沒有受侵犯的感覺。

然而，所謂通信紀錄的範圍，可能其實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根據現行通保法第3-1條規定，所謂通信資料，包括通訊雙方的號碼、通話時間、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信箱或位置等等資訊。而調取票所能取得的資料，還包含到所謂的通訊使用者資料，也就是通話雙方申請電信服務時所提供的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門號等基本資料。

GPS位置紀錄更不需多說，可以隨時追蹤個人的所在位置，被追蹤者什麼時間、到了什麼地方、待了多久，都是GPS可以透露的訊息。就算無法直接窺見被追蹤者在做什麼，但依然可以推測出來，甚至長期觀察後，還可以架構一個人的生活習性。例如經過長期追蹤後，得知被追蹤者總會在週末晚間在酒吧林立區定位2個小時，就可以推測出被追蹤者有在週末買醉的習慣等等。

由此可知，通信紀錄和GPS追蹤，表面上看似無害、中性的資訊。但實際上，如果我們把這些資訊拼湊在一起，往往會透露出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多的訊息，包括每天的移動路徑、生活習慣、交友網絡等等。甚至可以說，就算是直接監聽、監看，也不一定能得出對一個人這麼詳盡的資訊。

法官保留原則的意義

根據尚未修法的現行法規定，如果檢警要調取通信紀錄，原則上必須先以書面向法院聲請調取票，只有在法院核發調取票以後，才可以調通信紀錄。只有在偵辦特定犯罪、而且情況急迫時，才可以由檢察官自己先同意調取，之後再向法院聲請補發調取票。其所彰顯的，就是在刑事訴訟相關法律上很重要的觀念：「法官保留原則」。

之所以要有法官保留原則，是基於歷史教訓而來。通訊監察（包括監聽、調取通信紀錄等等）和拘捕、搜索、扣押一樣，都是檢警偵查案件時，運用強制力干涉人民基本權利的「強制處分」。因此在過去，非常容易遭到濫用，只要檢警對人民稍有懷疑，便動輒「抓起來」，或是侵門踏戶開始搜索，導致人民提心吊膽、生活缺乏保障。也因此，人們意識到，強制處分的發動必須要有把關，而且這個把關者，應該要具備中立、客觀的身分，才不會有「球員兼裁判」的情形。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想到了法院。因此產生了法官保留原則，檢警在發動強制處分之前，必須先取得法官的令狀，否則偵查行動就有違法。法官保留原則的存在，並不是指法官的地位在檢警之上，而是由中立客觀的法官先審查檢警發動強制處分是否濫權。另一方面，因為程序上多了一道聲請令狀，也會使得檢警在發動強制處分前更為謹慎。

同樣的道理也被套用到通訊監察等新興的強制處分上，所以通保法規定監聽必須要先向法院聲請取得通訊監察書，始得為之。然而，法務部所預計修改的新法，在調取通信紀錄和使用GPS追蹤這兩個偵查手段上，由檢察官許可核發令狀即可。然而正如前述，通信紀錄和GPS資料對於個人隱私的干涉程度，其實並不亞於直接監聽、監看，如果真的開放檢察官直接許可調取通信紀錄以及GPS追蹤，是否形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在某些事證稍縱即逝的緊急情況下，要求檢警先向法院聲請令狀之後再採取動作，很有可能會延誤偵辦的黃金時刻，而失去關鍵的證據。因此法官保留原則也會保留一些彈性，例如不需令狀的現行犯逮捕、無令狀的緊急搜索或附帶搜索等等。所以在通訊監察的領域裡，應該也可以區分狀況，允許在某些急迫情況下，成為法官保留原則的例外。在允許檢警自主發動通訊監察的同時，也設計事後必須補聲請令狀、被追蹤者可以在日後聲請救濟等配套措施。

然而，從法務部新聞的內文，我們並沒有看到法務部有這樣的彈性設計。只是單純地允許警察在獲得檢察官同意後，就可以調取通信紀錄和使用GPS，究竟是低估了通信紀錄和GPS資料對人民隱私的威脅？抑或是藉辦案之名大開通訊監察的大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