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高分院在8月7日就林金貴涉嫌殺人的再審案件宣判，審判結果大翻盤，原本被歷審法院認定殺人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林金貴獲判無罪。這起被法界認為是冤案的案件，終於獲得平反，但究竟這起殺人案件冤在哪裡？歷審法院判決的瑕疵何在？改判無罪的理由又是什麼？以下本文將為各位解析。

案發與審判經過

2007年5月9日晚上9點35分左右的高雄鳳山，計程車司機O忽然駕著車撞上停在路邊的車子。接著一個長髮的男子倉皇下車逃逸，剛好在現場目擊的路人A、B立刻尾隨追著男子，沒想到男子忽然掏出手槍對準A和B，A、B只好停下腳步讓男子離去。而車子被撞到的車主到場察看時，才發現計程車上的O被人從腦後開槍，經送醫急救後仍然宣告不治。

警方循線逮捕2006年12月8日剛假釋出獄，但同時也涉犯另外幾起竊盜案的林金貴，認為他殺害O的嫌疑重大，之後林金貴也遭到高雄地檢署起訴。最後高雄地院做出97年重訴字第11號判決，判決林金貴有罪。但這則判決最明顯的問題在於，警方從頭到尾沒有找到行兇的槍枝，甚至在O車上採集的指紋、毛髮等，經過鑑定後都與林金貴不相符。而法院用來證明林金貴就是兇手的證據，就只有A、B等證人在案發數個月之後的指認，別無其他。

林金貴不服高雄地院的判決，於是向高雄高分院提起上訴，但高雄高分院97年上重訴字第12號判決完全照著一審判決的內容，駁回了林金貴的上訴。雖然經過上訴後，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699號判決將本案發回更審。但高雄高分院在98年上重更(一)字第5號判決仍然維持有罪判決，且林金貴再次提出的上訴也被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5482號判決駁回，全案因而確定。

案件確定以後，林金貴在冤獄救援協會的協助下，嘗試提出再審。但迭經高雄高分院105年聲再字第44號、105年聲再更(一)字第2號裁定駁回，直到106年聲再更(二)字第1號裁定，高雄高分院才裁定開始再審，並且有了現在的106年再字第1號無罪判決。

疑點一：頭髮生長速度？

正如前述，從O車上逃逸的行兇男子，是留著長髮的，而且根據現場監視器畫面，兇手是披肩髮型。但是林金貴案發前一年12月剛假釋出獄，想當然耳，出獄時必定是留著短髮。那麼按照一般人的毛髮生長速度，他有可能在5個月內從平頭變成長髮披肩嗎？

法院根據證人C─某位曾經與林金貴發生性交易的女性─的指認和陳述，說林金貴就是監視錄影器上拍到的兇手，而他在2、3月期間與C性交易時，有綁著馬尾，認定林金貴在案發時就是長髮（C證詞的取證過程也是問題重重，詳下文）。

在判決確定後，林金貴提出他在2007年1月換發身分證所使用的大頭照、以及3月在照相館拍的半身照，都是耳上短髮的髮型。因此主張他不可能1月、3月的時候還是短髮，在5月就突然變成長髮披肩，並且提出再審。再審法院進一步請高雄榮總提出鑑定報告，證實按照一般人的頭髮生長速度，不可能3月的時候還短髮，5月就變成長髮。

此外，再審法院將林金貴提供的身分證件照、半身照，以及案發當日拍到兇手的監視影像，分別送到調查局和刑事警察局進行比對。得到的結論都是，無法確認監視影像上拍到的人，就是林金貴。因此再審法院認定，無論從頭髮長度或是臉部影像辨識，都不能證明林金貴就是案發當日從車內逃逸的兇手。

疑點二：高雄台南極速來回？

林金貴另一個主張自己無罪的論據，是他在案發當晚10點40分左右有打了兩通電話，根據基地台訊號紀錄，他通話時人在台南佳里，因此主張自己有不在場證明。但原審法院審理時，找了一位警員來測試，那名警員表示他駕車從鳳山到佳里，所需時間只有50幾分鐘。因此法院認定林金貴是有可能在作案後，立刻駕車前往台南，不在場證明並不成立。

然而再審法院認為，原審法院找警員來測試鳳山到佳里的車程，但測試時非但沒有留下測試紀錄表等書面資料，也沒有任何人在場陪同見證。也就是說，開車從鳳山到佳里只需要50幾分鐘的結論，只是該名員警自己的說法和經驗，但要拿來當作證據，說服力仍然不足。因此原審法院認為與其採納警員的說詞，不如直接用Google地圖的資料，還比較客觀。而Google地圖顯示，從鳳山到佳里所需時間接近1個半小時。再加上A、B兩位證人所述，兇手在下車後還被追捕了一段距離，才逃逸無蹤。等於說，兇手在案發後也不是馬上開車，勢必還要花時間遠離追捕、找到車子。綜合來看，兇手不可能在1個小時內從鳳山到佳里，林金貴的不在場證明應該是成立的。

疑點三：指認程序瑕疵？

事實上，原審法院判決林金貴有罪最主要的依據，是證人的指認，其中包括作案時的現場目擊者A、B，以及曾經和林金貴有過性交易的C。A和B都在警察調查中指認林金貴就是案發時從O的計程車裡逃出來的人，C則是在警察提供的監視器畫面中，指認監視器拍到的兇手就是和她性交易過的林金貴。

但再審法院認為偵查時的指認程序是有問題的，以A、B來說，他們都是案發後5個月才經過警察安排指認林金貴，到底經過5個月的記憶是否還能信任？不無疑問。其次，警察在指認時，拿出了4張照片給A、B辨識，但其中只有林金貴的照片是旁邊有戒具的全身遠照，另外3張照片則都是大頭近照，暗示性太過強烈，進而影響A、B指認的可信度。最後，再審法院也指出，A、B是在偶然情況下撞見兇手，在這麼緊急的情況下，A、B本來就不一定能夠清楚記得兇手的樣貌。更何況後來兇手掏出手槍，勢必導致A、B的注意力全部聚焦在槍枝（所謂『凶器聚焦效應』），在緊張、驚嚇和恐懼的心理效應下，難保A、B對兇手長相的記憶不會受到汙染。因此，再審法院認為，A、B指認林金貴就是兇手，不能過度採信。

就C的指認而言，再審法院認為她的指認程序也有嚴重瑕疵。首先，C並非目擊證人，和林金貴也只有一面之緣，兩個人對彼此之間本來就非常不熟識。而且C和A、B一樣，都是案發後5個月才指認林金貴。再者，在指認時，C一開始並沒有斬釘截鐵地說監視影像上的兇手就是林金貴，而是警察拿出林金貴的照片，並告訴C照片上的人是林金貴後，C才說林金貴就是監視影像上的兇手。再審法院認為C的指認程序中，警察有明顯的誘導行為，導致C的指認同樣不可信。

結論

綜合上述等點，再審法院認為本案既沒有客觀證據足以證明林金貴就是兇手，證人的指認也都不可信或有瑕疵，所以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改判林金貴無罪，全案仍可上訴至最高法院。

一個破綻百出的冤案得以平反，固然令人欣慰。然而，不同於經典的蘇建和案、邱和順案等歷時20年以上的案件，林金貴案就發生在2007年，相較起來算是年輕的案件。但這個年輕案件，仍然可以充斥著我國實務的嚴重陋習：偵查時故意用誘導、暗示等手段影響證詞，審判中只靠著證人（可能有瑕疵的）證詞就定罪，而不顧其他對被告有利的物證，著實令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