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這個議題，就回想當時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當時，為凶手鄭捷辯護的三位律師，無一不背負罵名。據媒體報導，其中一位律師甚至收到一封信，署名「一群民眾」，信裡罵道：「你是鄭捷同夥、惡魔、人渣，你是司法敗類，你專吃鄭捷之大便，幹你娘，你們這些王八蛋，你不得好死」。

難道律師們，為了幾個臭錢，都會泯滅良心嗎？其實，事實並非如此。我國法制中，規定了「強制辯護」，如北捷隨機殺人一案，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一定要有辯護律師。如果被告沒有律師，就直接審判，就是違背法令，得作為上訴第三審或非常上訴的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第379條第7款、第377條、第441條）

說到這裡，一定很多民眾都很疑惑，到底什麼是「強制辯護」呢？

「強制」還是「指定」？　兩者原本的區別標準就不同

「強制辯護」是以程序進行中「要不要經過辯護」做為區別的標準：一定要經過辯護的，就叫「強制辯護」；如果程序進行不強制要求必須經過辯護，就叫「任意辯護」。

而「指定辯護」的區別標準，則以是由「被告」還是由「國家機關」委任，做為區別標準。「指定辯護」就是由國家機關（審判長或檢察官）來「指定」辯護人；相對的，由被告自己選任辯護人，就叫做「選任辯護」。

因此，由上述兩項區分來說，「強制辯護／任意辯護」和「指定辯護／選任辯護」，可以排列組合變成四種狀況。以文章一開始提及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為例，鄭捷犯的，是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屬於「強制辯護」的範圍，而根據新聞報導，鄭捷沒有自行委任律師，是新北地院指定法扶基金會代為委任律師，所以，就是「指定辯護」。

因此，鄭捷案件的組合就是「強制辯護」+「指定辯護」。

殺人若罪證確鑿，到底還需要律師辯什麼？

而讀到這裡，又會有民眾產生疑惑：為什麼我們認為的「殺人魔」，也適用「強制辯護」呢？許多犯下重罪的現行犯，都是罪證確鑿，到底還需要律師辯什麼呢？

其實這問題背後，隱含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刑事訴訟中，被告的「律師權」到底重不重要呢？

我國著名刑事法學者王兆鵬教授，於其著作《刑事訴訟講義》寫道：「西方早期有人說被告若是無辜之人，他就是自己最好的辯護律師，被告只要依事實陳述，自能證明自己無辜。若被告為有罪之人，被告的行止言語，自能透露真相，狡辯的律師只會阻礙此真相的發現。」由此可知，西方早期，也認為：清者自清，不需要律師。

那麼，何以後來法治國家認同「律師權」為重要人權之一呢？

原因在於，司法程序與一般民眾的距離，是非常遙遠的。許多奉公守法的人民，恐怕一輩子都不曾踏進法院。不論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許多人只要看到是法院的來信，命都被嚇掉半條了。

《法操》編輯也曾耳聞一位律師的親身經歷：某天律師突然接到地檢署的傳票，傳喚作證，就連身為律師、時常跑法院的他，也還是內心緊張了一下，不停地回想這件案子究竟跟他有什麼關係。後來才得知，原來，因為被告說了一個名字，但是又不知道這個人住哪裡，所以檢察官乾脆把那個地區叫相同名字的人，全部都傳來作證。試想，就連律師自己接到傳票，都忐忑不安了，如果是一般民眾，又會有多緊張呢？

只是作證，都已經這麼緊張了，何況是當局者的被告呢？此時，如果有律師在場，才可以提供專業知識，教導當事人如何面對，並且保存或調查證據。證據保存完善，不只是保障被告的人權，也同樣有助於發現真實，案件才能真相大白、水落石出。

因此，律師能協助無辜之人平反，能保護有罪之人的應有權利。正如鄭捷的辯護律師劉繼蔚受訪時所說：「若鄭捷應下18層地獄，律師有義務保障他訴訟權益，不要讓他下第19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