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東昊影業提供
文／法操司想傳媒

《大檢察官（Two Prosecutors）》在去（2025）年的坎城影展獲得高度好評，這部作品不單是一部深刻的歷史劇情片，更是一面照向現代司法制度的明鏡。電影背景設定在1937年蘇聯史達林政權最黑暗的「大清洗」時期，那是一個充滿猜忌、密告與政治清算的年代。無數前朝黨內人士與知識分子被冠上「反社會」等莫須有的罪名，隨即被投進陰冷的大牢，等待他們的是無止盡的勞改，甚至是死亡。

故事的核心聚焦於剛畢業、滿懷法律理想的年輕檢察官亞歷山大。他意外收到一封來自牢中、用鮮血書寫的求救信。這封血書撕開了鐵幕的一角，讓亞歷山大決定不顧一切前往獄中探視。然而，等待他的並非真相的辯論，而是官僚體系厚重的阻撓與威脅。隨著他越深入揭露弊端，他才發現，真正想置他於死地的，竟是他誓言效忠的那個體制。

為什麼被告要有「防禦權」？

在電影中，最令人窒息的橋段莫過於囚犯對亞歷山大的控訴。那些曾為了社會變革而流血流汗的革命鬥士，此時身形枯槁，陳述著自己如何遭到無情的刑求。在這種生理與心理的雙重極限下，政府成功讓許多被告承認了連自己都想像不到的罪名。

這正是法律界不斷強調「被告防禦權」與「無罪推定原則」的核心價值所在。在法律發展的漫長歷史中，直到近代，屈打成招所造成的冤案依舊不計其數。這也說明了為何「轉型正義」在當代民主社會如此被重視——因為我們必須回過頭去檢視那些在極權體制下，被國家機器碾碎的人權碎片。

許多人或許會質疑：「為什麼要保護那些可能有罪的人？」

那是因為刑法的核心概念是「無罪推定」， 被告在被法律程序證明有罪之前，都應該被視為無罪。法律對於偵訊方式、證詞取得以及各類救濟方式（如律師接見權）有著嚴格規定，並非為了開脫罪犯，而是為了確保國家權力不被濫用，防止下一個冤案發生。

即便是在當代，刑事訴訟體制仍可能存在漏洞。以今（2026）年我國憲法法庭115年憲判字第1號判決為例，該判決強調辯護人為被告的羈押提出「準抗告」聲請的行為應屬合法。這代表著司法體系正在持續進化，不斷補足救濟程序的缺漏，確保即便是在最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個人仍保有最後一絲辯護的尊嚴。

健全的政府體制下，法律才有意義

電影中的亞歷山大展現了一種近乎純真的法治信仰。無論是面對蠻橫的監獄管理者，還是位高權重的政府高層，他始終試圖以法律條文作為盾牌，讓對方難以虛與與委蛇。他深信，只要法律體系還在運作，正義就有獲得伸張的可能。

然而，《大檢察官》卻給了觀眾一個冷酷的啟示：如果整個社會體系已經從根部腐敗，法條其實也只是形同具文。

當法律不再是保護人民的工具，而變成統治者用來排除異己的藉口時，所謂的法治就再也不會是正義。這也是本片留給現代觀眾最深沉的思考：我們是否過於依賴文字上的規定，而忽略了守護體制健全的重要性？如果失去監督，任何法律都可能成為邪惡的幫兇。歷史的覆轍並不遙遠，當年的大清洗慘劇，正是建立在對正當程序的集體漠視之上。

你有勇氣守護正義嗎？

《大檢察官》不僅僅是一部還原蘇聯歷史的電影，它更是一場關於正義、勇氣與體制腐敗的法律思辨。亞歷山大的選擇讓每一位觀眾反思：如果換作是你，在面對絕對的權力與崩壞的體制時，你是否有勇氣守住那條名為「正義」的紅線？

這是一部就算對於歷史或法律都不孰悉，也絕對能感同身受的傑作。電影透過精妙的鏡頭語言，將那段壓抑的歷史轉化為深刻的心理震撼。在這個民主自由看似理所當然的時代，這部片提醒我們，權力的制衡與法治的維護，從來都不是一勞永逸的。

誠摯邀請各位一起走進電影院，見證這場在絕望時代中，關於正義最頑強的搏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