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文字工作者。司改國是會議委員。2019年吳三連報導文學獎得主。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司法太平洋》催生「商業事件審理法」，並設置「商業法院」。）

在民國106年12月到107年3月之間，台南市陳姓男子接連遭到警方三度搜索，被抄出甲基安非他命；警方追查貨源，他供稱毒品是向刺青店老闆「榮哥」買來的。

警方老早就監控了榮哥。第三次搜索陳男時，台南市警方採取全面收網，同步拘提榮哥、毒蟲「阿猴」等一干嫌犯；因為警方監聽發現，這兩人有疑似交易毒品的對話。

警方製作筆錄的時候，被隔離調查的陳男、阿猴指述一致：「毒品是向榮哥購買的」；此外，在警方出示監聽譯文後，阿猴也承認，警方監聽到的電話中，他和榮哥的對談內容，確實是在交易毒品。

除了毒蟲的指證歷歷，還有兩點更讓榮哥不利：第一，經警方採尿送驗，他的體內有毒品反應。第二，他的刺青店裡，被搜出一小包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吸食器。

在警方後續調查過程中，榮哥悶不吭聲，行使法律上他所擁有的「緘默權」。這是他的權利正當行使，警方不能干涉，更不能對他如何。直到榮哥被移送法辦，在檢察官偵訊時，他才開口：「絕對沒有販毒。」他說，刺青店被抄出的毒品並不是他的。

「毒品不是你的，是誰的？」面對質疑，榮哥表示，出入刺青店的分子複雜，他也不知道這包海洛因是誰的。

檢察官不採信他撇得一乾二淨的說詞。在全案有毒蟲的指控、有監聽譯文的佐證、體內有毒品反應，且有毒品扣案下，檢察官起訴了他（台南地檢署起訴書，107年度偵字第4307號等）。

有人證、物證、事證，榮哥犯罪嫌疑重大；不過，這只是「涉嫌」而已。他是否成立犯罪，還要看「證據」是否充分；更重要的是，檢方起訴所提出的證據，是不是達到足以讓人相信是千真萬確，並能說服得了法官。

沒想到，法官審理之後，案情驟變，且是一連兩變。因為，原先指控榮哥販毒的陳男、阿猴，先後都翻供了。

首先是被警方三度搜索的陳男，原來他並不只是毒蟲而已，他也是個毒販；經過法官追查，他犯下販賣、轉讓、持有毒品的案子，多達42件。一審判他7年徒刑。

掩飾自己販毒，還指證榮哥販賣毒品，陳男當初對檢、警的說詞，證據力自然是大打折扣。

此外，民國107年2月12日，警方監聽到一段阿猴、榮哥的電話內容，以下這12句以台語的對談，也讓法官懷疑：這樣的內容，可以證明他們是在連絡交易毒品？

榮哥：喂。

阿猴：喂，榮哥，是我。（說明：原句中，有阿猴的另個特殊綽號，此處保留）

榮哥：嗯？

阿猴：嘿，甘有閒可以泡茶？

榮哥：你在哪？

阿猴：我現在在奇美要送貨。

榮哥：等一下，我等一下打給你。

阿猴：安呢，我要去玉井呢，我要送貨去玉井呢。

榮哥：你過來厝啊。

阿猴：我聽嘸。

榮哥：過來厝啊。

阿猴：哦，好好好，歹勢，好呢。

一審認為，阿猴雖然在檢、警調查時，承認「甘有閒可以泡茶」指的是安非他命、「泡茶」指的是拿毒品；但法官審理時，他卻又聲稱：「我應該沒有跟他（指榮哥）買過毒品，我跟他不太熟」。

法官認為，既然阿猴翻供，且雙方通話內容中，並沒有任何有關毒品的種類、或價金的暗語，監聽譯文屬於單方指控，並不能成為榮哥賣毒給阿猴的證據。

而且，法官還發現，檢察官的起訴內容竟然搞錯犯罪時間，以致案情發生張冠李戴的情形，更添加法官對犯罪事實、對起訴證據的質疑。

一審把檢察官起訴內容與事實有落差、為何不能成為補強證據的原因，以及為什麼會判決榮哥無罪的理由，悉數寫在判決書裡。而且，法官還給檢察官補了一堂課──什麼叫「無罪推定」？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一項「優遇規定」，是只要毒品下游供出上游毒源，因而查獲同犯，就可以減免罪責。法官指出，在這樣的規定下，警方如果不翔實蒐證、檢察官如果不精密偵查、法官如果不仔細查究，僅憑毒蟲單方說詞就判人販毒重刑，這和「有罪推定」有何不同？

一審並提醒檢察官，販毒是重罪，尤其在數罪併罰下，被告刑期可能高達一、二十年，檢察官身為偵查主體，負有實質舉證責任，必須要遵從刑事訴訟法的訓示規定：「有利不利，一律注意」。

從上述種種，法官可說是言者諄諄、語重心長。但檢察官聽進去了嗎？顯然並沒有。因為，檢察官不服榮哥獲判無罪，提起上訴。檢方的上訴理由之一，令人愕然；因為，檢察官搬出了「案重初供」。

所謂案重初供，是指一般嫌疑犯被抓進警局後，可能出現驚慌失措、腦子一片空白，在來不及編造卸責之詞下，第一次的供詞可信度相對會比較高、比較接近真實。

檢察官上訴指出，阿猴、陳男在檢警訊問時，並沒有遭到不公正的對待，他們當時做出「毒品是向榮哥購買的」陳述內容，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從記憶性來說，他們對檢、警的說詞，應該是具有可信度的。

案重初供是「原則」，但一審判決榮哥無罪的關鍵是在「證據」。檢察官的上訴理由，不啻是劃錯了重點；而且，二審也認為，檢察官上訴所言，仍然是以被一審認為有瑕疵、有問題的證據（台南高分院判決書，107年度上訴字第1152號，判決理由五），做為榮哥犯罪的依據。

榮哥無罪確定，還獲得每天5000元的最高補償金額；當年被羈押62天的他，獲得31萬元。

回頭探看此案，榮哥沒有犯罪嫌疑嗎？別忘了，他的店裡被抄出毒品，他的身體裡有毒品反應。

但是，榮哥店裡的毒品是誰的？他使用的毒品是哪來的？這些案情不正是負有舉證義務的檢察官要查明清楚，並且要拿出證據來證明的嗎？檢察官如果有追查到底，或在上訴時能拿出確鑿鐵證，一、二審豈會判決榮哥無罪？

更何況，曾經指證向榮哥買毒的陳男，在一審翻供時，就已經親口說出這句證詞：「我之前冤枉他（指榮哥），我要還他清白」（台南地院審判筆錄，107年度訴字第471號，第266頁）。甚至於，陳男還說出另名毒販的具體姓名，提起上訴的檢察官，難道沒看到這句對榮哥有利的證詞？

這個案子裡，提起上訴的檢察官沒有嚴守「有利不利，一律注意」的法律規定，且搞錯重點的上訴，為檢察系統的輕率上訴之陋、上訴品質之劣，再添一樁活生生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