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文字工作者。司改國是會議委員。2019年吳三連報導文學獎得主。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司法太平洋》催生「商業事件審理法」，並設置「商業法院」。）

司法院最近提出「刑事補償法修正草案」，內容不離窠臼，仍然在賠償基準的「錢議題」上打轉，對於無辜者最起碼的「尊嚴回復」，以及「司法道歉」機制，則未納入。從霸權主義來看，司法機關抱持著只想「賠錢了事、拒不認錯」的心態。

以下這個案例，毀人一生的檢察官，難道不該道歉？法務部難道不應該回復他們的尊嚴？

民國99年11月27日，五都直轄市市長大選（當時桃園市尚未升格）。在大選前兩個月，台北市有一樁工程鬧得沸沸揚揚：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這項工程，要從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舉辦的園藝博覽會說起：台北花博……

簡稱「花博」的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是於民國99年11月6日舉辦到隔年4月25日。籌備期間，台北市政府預估會吸引八百萬人次參觀；位處在花博展場周邊的新生高架橋，於是成為交通樞紐。

新生高架橋是舊橋，且耐震能力只有四級，再加上往來車流經常性的壅塞在圓山隧道附近，台北市府為了一勞永逸解決此處交通問題，決定進行兩項工程改善──中山二橋工程、新生高架橋工程。這兩項工程採取「合併招標」。

但是，從民國96年11月到97年3月，這「一標案、兩工程」都因為沒人投標，流標了五次。第六次招標時，有三家被評定為「優良廠商」的營造公司，在市府請託下投標，但金額都遠遠超過底價；廠商無意減價，最後只能廢標。花博期程，日益迫近。民國97年4月，兩工程終於以18.56億多元標出。

不過，有市議員對工程提出質疑。經檢調偵蒐發現，第六次、第七次招標金額竟然相差了三億多元。檢察官查辦後，起訴四人：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新工處）處長黃錫薰、新工處總工程司章立言、新工處維護工程科長陳智盛。被起訴的第四人，則是一家民間營造公司的「女職員」。

檢察官認為他們涉嫌浮編預算、虛報價額，讓得標廠商獲得三億多元不法利益，造成市府巨額損失（台北地檢署起訴書，99度偵字第21400號等）。

被控的四名官商，堅決否認不法。他們因職務不同，說詞當然各自有異；不過，在四人指述中，有一處倒是完全吻合：這「一標案、兩工程」在招標期間，正逢台灣營建物價劇烈波動，尤其是鋼材、鋼板漲幅處於「驚人」之際。

被告的說詞是不是真的？並不難查。法官傳來營建業者做證，其中不乏是大老闆。

「台北市政府定的預算金額，不符合市場行情，偏低很多！」一家營造公司的江姓董事長到庭做證時，舉出非常具體的數字：原先一噸鋼筋的價錢大約是1萬6千元，但民國97年4月，鋼筋漲到3萬元出頭；7月時，又漲到約3萬5、6千元；12月份，降到大概3萬元，隔年5月降回約1萬6千元。

證人並說，那段時期營建物料大漲，「一日三市，是天天貴，三天內如果沒有決定，就要重新報價，這是我從事四十年工程第一次遇見。」也正因如此，江姓董事長的營造公司當初並沒有投標此工程，「那個時候，是廠商在選案子，不是案子選廠商。」

第二家公司的陳姓董事長，在當時還是營造公會理事長，他也說：「當時營建物價高漲，而且漲得很厲害。」他說，「市政府的公告預算太低。」所以，他的公司也沒有去投第一次到第五次的標案。

第三家公司李姓總經理則說，當初沒有投標新生高架工程，主要原因是市府預算太低，「公司認為不划算。」而且，還有多名業界人士指述一致：「物價波動厲害，風險難以預期，市府招標價格並不合理。」

上述證言，統統來自於「商」。但在全案中，也有「官」的證詞。其中，台北市府資訊處主任秘書張郁慧的指證，被認為是具有根據性及可信度；因為，她道出當時台灣的普遍現象：「民國96年下半年到97年上半年，營建物價大幅上漲，全國有很多工程流標。」

真相至此明朗：新生高架橋兩項工程前五次流標、第六次廢標，統統是因為營建物料大漲所致。

一審認定，檢察官既認為黃錫薰等人涉嫌浮編預算、浮報價額，就應該舉證並說明工程招標時，合理市場價格是多少；檢察官始終沒有提出證據，就不能證明四被告犯罪。

法官判決：四名官商無罪。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過二審調查後，檢察官的上訴品質，令人搖頭。

舉例來說，在上訴理由中，檢察官具體指出，黃錫薰處長在民國97年4月8日下達指示，違法調高工程目標金額，章立言、陳智盛及「女職員」則配合不法之舉。

二審調查時，多名市府官員出庭做證，都否認在這天有和黃錫薰開會；甚至於，總工程司章立言還拿出證據，證明4月8日這天他還在休長假中，「根本就沒有參加會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實早在檢察官偵查期間，章立言就已經拿出了這份休假證明，但他仍被起訴，而且居然還成為檢察官上訴理由之一。

此外，在上訴理由中，檢察官還對黃錫薰的背景提出質疑。原來，黃處長在轉任台北市政府之前，曾任職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1年多，由於高架橋案涉及工程鑑定，且鑑定結果對被告有利，檢察官因此質疑：在鑑定前後，黃錫薰有沒有直接或間接接觸「工鑑會」委員？對鑑定是否有所影響？

檢察官這般的上訴理由，令人愕然。因為，根據法律規定，要善盡舉證責任的人，是檢察官；檢察官既然質疑，就應該負責找到答案；而且，檢察官不僅要拿出證據、證明所言是真，還要取信於法官。

二審認定，檢察官的上訴理由或主張，不是和全案證據不符，否則就是無從證明屬於真實。法官判決：檢察官上訴駁回。歷經八年偵審，全案無罪確定。

當年，在大選前的政治惡鬥下，這個案子鬧得沸騰，甚至連市長的幕僚長都被搜索。檢調偵蒐之初，從搜索、約談到聲請羈押、裁定收押，四被告的姓名、身分悉數遭到曝光，且多次反覆被提及。其中，「女職員」的際遇最為可憫……

當時59歲的女職員被羈押前四天，老父親辭世；父喪不能隨侍在側，讓她痛苦萬分。她被羈押30天期間，除了惶恐於自己的官司，她還憂心家裡中風的丈夫、癱瘓的婆婆；身在囚籠的她，人生遭受摧殘，身心飽受折磨。她的悲苦，還沒結束……

女職員獲得保釋後，仍然必須工作養家；豈料，她因為此案先遭到公司降薪。奪回清白，無罪確定後，她要求司法以每天五千元補償；但是，法官判給她每天補償四千元。歷經八年訴訟折磨，司法就以12萬元「結算」自身的罪孽。

毫無疑問的，這件冤案是檢察官造成人民的災難！因為，當年檢察官在起訴此案之前，其實台北地檢署早就已經查過了兩輪，兩度都查無不法，全案處分「不起訴」（100年度偵續字第603號等）。結果，檢察官拿出了什麼證據起訴？又拿出了什麼證據上訴？

女職員的人生、身心俱遭重創，檢察官不該道歉？檢察官毀人至此，法務部要如何回復女職員失去的一切，包括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