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文字工作者。司改國是會議委員。2019年吳三連報導文學獎得主。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司法太平洋》催生「商業事件審理法」，並設置「商業法院」。）

根據《法務統計年報》記載，民國108年全台地檢署「新收」案件214萬8943件，這年檢察官人數是1357名。再看《司法統計年報》，同一年，司法機關「新收」案件高達327萬2997件，法官則有2161人。

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到一幅司法景象：檢察官、法官幾乎被湧如潮水的案件量「滅頂」。可以想見，司法官積案如山，辦案不得歇喘，自是苦不堪言，也令人於心不忍。不過，檢察官、法官的辦案負荷會超載，有時是自找的……

民國100年6月13日晚上，男子「大羅」酒後騎機車，在台南市新化區遇警攔檢；酒測後，酒精濃度每公升0.56毫克，達到移送法辦的標準。豈料，大羅卻接連在警方筆錄、酒精測定紀錄表等七張公文書上，簽署弟弟「小羅」的名字。

由於冒名應訊的大羅坦承酒駕，俯首認罪，檢察官偵查終結時，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所謂簡易判決處刑，是指案件輕微、被告已認罪，且全案現有證據已經足夠認定被告確實犯了罪，為免耗費司法資源，法官不必再經過一般繁複的證據調查、交互詰問、言詞辯論等等司法「通常程序」，而直接由法官根據卷證、筆錄，對被告定罪，並判處刑罰。

一般來說，被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的案件，因被告大都已經在偵查中認罪，法官大部分都不會開庭，被告也不會收到法院的傳票到庭。正因如此，遭哥哥冒名應訊的小羅，在完全不明就裡下，被法官科處罰金四萬五千元，可以易服勞役（台南地院判決書，100年度交簡字第1984號）。全案確定。

小羅接到台南地檢署通知，要他到案執行時，嚇了一跳。他趕往說明，表示並沒有酒後騎車、到警局應訊之事。大羅當初被逮時，曾經捺印多枚指紋，經過鑑定後，警方輕而易舉查出真相。

指紋鑑定報告當前，大羅難以狡賴。他坦承酒駕，也承認當初是假冒弟弟身分應訊。民國101年8月，檢察官偵結，起訴大羅兩項罪名：酒駕的「公共危險罪」，以及假冒弟弟身分、偽簽弟弟名字應訊的「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台南地檢署起訴書，101年度偵緝字第682、683號）。

大羅再次認罪，檢察官也再度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不過，由於他上回耍了警方、檢察官及法官，這回法官不同意用簡易判決處刑，改依一般通常程序審理。也就是說，大羅得要到法庭接受調查。

民國108年9月，法官判決大羅兩罪成立；酒駕部份判處徒刑三月，冒名應訊則被判刑兩個月，合併應執行四個月徒刑（台南地院判決書，108年度易緝字第16號）。水落石出了，狡徒就範了，全案確定了。然而，檢察官、法官都錯了！

其中，有一處最明顯的錯誤，檢察官、法官竟然都沒有察覺：民國100年6月13日有人酒後騎車、酒精含量超標這個「犯罪事實」，被檢察官重複起訴了兩次，第一次起訴的是弟弟，第二次起訴的是哥哥。而且，法官也照判，第一次判弟弟罰金四萬五千元，第二次則是判哥哥徒刑三個月。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既然只有一個人發生犯罪事實，怎麼會有兩個人被起訴、被判刑？何況，在這個案子裡，小羅經過調查是無辜的。

「一行為不二罰」是刑法原則，大法官釋字第503號解釋也闡明：「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既是如此，檢察官、法官怎麼還會重複起訴、重複判決？

最高檢察署發現後，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經最高法院審理，法官做出改判：大羅酒駕被判處三個月徒刑的判決被撤銷。也就是說，大羅的酒駕刑責仍是「前案」判決的罰金四萬五千元，假冒弟弟之名應訊的罰責，則是維持「後案」的兩個月徒刑。三審一槌定音，全案落幕。

此案是輕微案件。輕微到根本不會打到三審的官司，卻在一審檢察官及法官的偵審下，最後要「驚動」到最高檢察署、最高法院出手解決善後。

而且，最高法院在審理時，還發現一審法官搞不清楚法律規定，以致耗擲司法成本。三審指出，一審當初在審理大羅的酒駕刑責時，是哥哥假冒了弟弟姓名，這是屬於「姓名錯誤」，並不是審理「對象錯誤」，也不是審判「被告錯誤」，一審其實可以採用「裁定」方式，只要更正被告的姓名即可，不必大費周章的開啟審判程序。

民國108年，全台地檢署新收的214萬多樁案件裡，有多少檢察官重複偵查、重複起訴？又有多少法官在新收的327萬多件官司中，是重複審理、重複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