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由江元慶老師提供[/caption]

文／江元慶（文字工作者。2016年司改國是會議委員。第41屆吳三連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獲獎。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司法太平洋》催生司法院擬定「商業事件審理法」及設置「商業法院」。）

「阿美」是職業婦女，在人力仲介公司擔任主管。白天，她在公司忙碌，晚上，她為家庭勞碌。她有兩個孩子要撫養，還有個失智的婆婆要照顧。她每天馬不停蹄、幾乎喘不過氣的過日子。43歲那一年，阿美甩掉了這般猶如蠟燭兩頭燒的日子；不過，她的人生，掉進了地獄……

民國106年8月7日晚上，高雄市員警執行搜索，抄出61小包、重量約27公克的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警方根據毒蟲「小張」的指證，把阿美和吳姓男子移送法辦。隔天，她被收押禁見，後被起訴。

檢察官起訴阿美涉嫌轉讓、販賣海洛因等毒品，並舉出多項證據。概括來說，這些證據可歸為三類：第一是人證，小張指稱，他買來的海洛因，都是阿美親手交付；而且，他還曾經到她家拿過毒品。第二是事證，民國106年6月21日，小張用手機打電話買毒，電話內容被監聽到。第三是物證，警方在現場搜出海洛因等物品。

阿美、小張的手機被查出有通話往來，這是事實，阿美沒有否認。不過，她說出這通電話的經過後，全案翻盤。阿美獲判無罪定讞的內情，著實拍案驚奇。

檢察官起訴阿美的犯罪事實，其中之一是，民國106年6月21日晚上，毒蟲小張打手機給吳姓男子，涉嫌聯繫買毒；雙方約定後，由阿美交付毒品（高雄地檢署起訴書，106年度毒偵字第4131號等，犯罪事實二之（一））。

不過，根據阿美的說詞，以及法官的追查，案情並不是像起訴書所指控的內容。故事的曲折，要從阿美在法庭裡的說詞展開……

阿美說，民國106年6月21日晚上9時58分的這通電話，其實並不是毒蟲小張打給吳姓男子，而是她哥哥打給小張。阿美的這段說詞，和檢察官的起訴內容不同。

阿美進一步說明，6月21日這天，她哥哥來家裡做客，由於哥哥並沒有使用行動電話，於是借用她的手機，打電話給毒蟲小張。被監聽的這通電話中，由於雙方提到一個數字：「三萬」，因此被懷疑是販毒金額。

「他們並不是在講販毒的事情！」一審開庭時，阿美極力向法官解釋，這個數字是哥哥和小張在講職棒簽賭的事。

阿美的說詞，是真的嗎？

答案，並不難找。法官決定勘驗監聽光碟。豈料，聽了之後，真相撲朔迷離。因為，通話的兩名男子中，僅能確定一方是毒蟲小張，至於講電話的另一方，是阿美的哥哥，還是吳姓男子？並不能確定。因為，檢察官起訴說是「吳姓男子」和小張通電話、買毒品；但是，阿美則說是「哥哥」和小張講電話、談簽賭。

究竟是誰和小張通話？法官把監聽光碟送到調查局做聲紋比對。不料，在語音特徵相似值只有47分的情形下，調查局做出「無從確認研判」的鑑定結果（民國107年6月14日，調科參字第10703218530號）。也就是說，問題回到原點：到底是誰和毒蟲小張通話？

由於小張曾經做證說，他是先和吳姓男子通電話，後來是阿美交付海洛因，才導致阿美被起訴。因此，在全案中，阿美是不是扮演毒品「交通」的角色？這個問題，包藏著案情的懸疑，並牽動全案的發展：

民國106年6月21日的這通電話，和毒蟲講電話的人，是誰？這兩名男子談話的內容，是不是在聯繫毒品交易？如果是，而且和毒蟲小張通電話的人就是吳姓男子，則案情才會發生如毒蟲所證稱，後來是由阿美出面交付毒品的可能性。

反之，如果雙方通話內容，並不是在談論販毒，而且，和毒蟲小張通話的人，是阿美的哥哥，並不是吳姓男子，則案情就和檢察官起訴的內容並不符合；相對來說，這通電話既無買毒之事，就無後續阿美交毒之實。

於是，案情關鍵在於：通電話的兩名男子是誰？他們是不是在販毒？法官繼續查，案情乍現高潮，令人瞠目……

法官根據阿美的說詞，傳喚阿美的哥哥、毒蟲小張到庭。在兩人對質下，案情一翻兩瞪眼：兩人說詞一致，這通電話的確是他們在聯繫職棒簽賭。小張並且指出，電話中提到的「三萬」，是在講簽賭職棒的金錢數量；甚至於，小張還以閩南語具體的說，阿美的哥哥會打電話給他，是因為受理簽賭的人，「是我阿伯」。

案情瞬間明朗，和阿美所述吻合。而且，推翻了檢察官的起訴內容──民國106年6月21日晚上的這通電話，並不是毒蟲和吳姓男子通電話。案情浮現了：這通電話是談簽賭，並非聯繫買毒；即因如此，阿美被控交付毒品的犯罪事實，根本不成立。

這通電話的真相，戳破了小張的滿嘴謊言。因為，在檢察官偵查期間，他聲稱這通電話是聯繫買毒，且阿美在交毒的時候，當場向他收取3500元毒款。

小張撒的謊，或被法官查出前後說詞不一致之處，還不止前述之例。在案發之初，他曾經對警方說，三次購買海洛因，都是由阿美交付毒品。但是，他後來自打嘴巴，又改口說：「前兩次是女生交付毒品。」

法官認定，阿美被控販毒，沒有證據。檢察官不服阿美獲判無罪，上訴二審。

在一審判決理由中，法官很清楚的告訴檢察官，並沒有其他補強證據可以證明阿美販毒。檢察官既然敢上訴，有提出任何補強證據嗎？

檢察官自己「可能」都覺得心虛。因為，對於阿美被控的部分案情，檢察官主動撤回了上訴。

阿美無罪定讞。在訴請刑事補償時，她敘述當年被羈押57天的種種身心重創與煎熬：兩個小孩、失智婆婆沒人照顧；此外，她原先每個月6、7萬元的工作也沒了，未來也不太容易找得到相同薪水的相同工作。高中學歷的她，為人生、為家庭感到茫然與惶恐……

法官認為，在此案中，阿美沒有任何可以被歸責之處，判決以每天3500元補償給她。阿美獲得19萬9500元。

這是法官的認定：阿美「自身並無可歸責事由」。既是如此，那麼，造成阿美遭到冤抑、應該被歸責的人，是誰？

此外，法官既然能花費心力，查得出民國106年6月21日這通電話的雙方是誰，進而查出是毒蟲說謊，為什麼檢察官查不出來？

這個案子裡，民國106年6月21日這通電話的真相，赤裸裸展示了檢警的辦案品質。監聽，是為了要查出真相的工具；但是，雖有監聽，卻不查證，這樣的監聽，難道不是成為製造冤案的刑具？阿美正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監聽，有時並不能聽出真相；因為，監聽有時是「偏聽」。真相，必須靠查證，且是反覆的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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