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文字工作者。2016年司改國是會議委員。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司法太平洋》催生司法院擬定「商業事件審理法」及設置「商業法院」。）

民國103年8月3日下午，一名從東埔寨返回台灣的何姓男子，在一入境機場後，就被警方團團圍住。何男心知肚明，乖乖就範，順從警方把他帶到醫院做這件事：以藥物排泄。

果然，他排出了59顆以保險套包覆的海洛因毒球。但是，有心臟病、高血壓等疾病的何姓男子，還沒有清光體內毒球，就因為心肌梗塞死亡。經過解剖後，他體內還有7顆海洛因毒球。總計，他以人體藏毒運送了368公克的海洛因，不料最後喪命。這具屍體瓦解了一個運毒集團，但是，也訴說了法律皺摺裡，藏著不正義的故事……

根據檢警的追查，這個運毒集團專門以人體藏毒運輸，在何姓男子之前，先後已有莊姓、張姓、羅姓等3名男子，至少吞服132顆毒球成功入境。這3人中的羅姓青年，只有21歲，還是個大學生，他因涉世未深，獲從輕發落，判處8年徒刑定讞；人生斷送，他懊悔不已。

何姓男子死於非命後，經過追查，檢察官共起訴了6名運毒集團成員。檢方指控說，這個運毒網的上游，找來男子「阿富」去召募願意運毒的「交通」，阿富每召募一人，可以獲得2到3萬元，運毒者則是每運毒400公克，可獲得10萬元報酬。（桃園地檢署起訴書，104年度偵字第4505號等）

何男死亡的隔天，阿富落網。他供說，要他去找人從事「交通」的上游，是一名叫「阿榮」的男子。警方查出阿榮的真實姓名，並調出照片給阿富指認。阿富指著照片中的人，一口咬定：「他（阿榮）就是我的上游。」檢察官簽發拘票，民國93年9月25日，阿榮被拘提到案，隔天被羈押禁見。

阿榮被控兩項罪名。第一，根據阿富的指述，阿榮召募「交通」從事人體運毒，觸犯運輸一級毒品罪；第二，曾在集團裡擔任運毒者、也被起訴的莊姓男子指稱，他曾經2次成功人體運毒返台，阿榮恐嚇他再去接第3次貨，「否則不保證你可以沒事情」，涉嫌恐嚇罪。

從檢察官起訴內容來看，明顯可知，指證阿榮犯罪的阿富、莊男，都是這個集團裡的同案共犯。也就是說，在這個案子裡，阿榮是遭到兩人「共犯自白」的指控。

對於「共犯自白」，刑事訴訟法有規定──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不得做為有罪判決的唯一依據；至於自白內容是否屬實，應該要調查其他必要的證據，來查明、佐證自白是否和事實相符。

對於阿富、莊男的指述，以及檢察官的指控，阿榮再三否認。他強調，起訴書所記載的這些事，他都沒有做，「不僅沒有從事運輸毒品，也沒有恐嚇莊姓男子，甚至沒有和他見過面。」

阿榮否認犯罪，但阿富、莊男指控歷歷。於是，全案得要回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有沒有其他的證據，可以證明阿富、莊姓男子的指述，是千真萬確的？

法官逐步開始調查。

首先，在阿富的部份。在警方詢問、檢察官訊問、法官調查時，阿富的說詞前後一致，他指稱，阿榮就是指示他介紹「交通」到柬埔寨去運毒的人。但是，一審發現了三個疑點：

第一，這些運毒者的證詞，全部都沒有提及阿榮有和阿富聯繫人體運毒的事。

第二，事後身亡的何姓男子，在出發前往東埔寨運毒、再到返台的這段期間，阿富、阿榮雖然曾經有多次通聯記錄；但是，警方卻沒有提供他們的電話監聽內容，以致全案沒有監聽譯文可當證據。

其次，在莊姓男子指控阿榮涉嫌恐嚇部份。法官調查後發現，除了莊男的說詞之外，並沒有其他證人可以佐證阿榮恐嚇了莊男；而且，檢警也拿不出阿榮有出言恐嚇的錄音證據。

法官認定，對於阿富、莊男的「共犯自白」，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內容的真實性。法官判決：阿榮無罪。至於阿富及其他運毒者，則分別被判處8年到15年不等徒刑。

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全案因此令人納悶：在判決書裡，法官已經說得很明白，並沒有其他的證人、證物，可以證明阿榮有指示阿富從事人體運毒；至於阿榮被控恐嚇莊男，也沒有人證、物證可供證明此事的真實性。既是如此，檢察官的上訴理由是什麼？難不成是法官漏看證據，以致發生錯判？

但是，檢察官的上訴理由令人愕然。因為，上訴理由是「鬼打牆」！

簡要來說，檢察官指出，在阿榮涉嫌恐嚇部份，受害的莊姓男子從警方詢問、檢方偵訊到法官審理時，說詞都很詳細，並沒有瑕疵可言。至於阿富指證阿榮就是指示介紹「交通」到柬埔寨運毒的證詞，檢察官上訴指出，阿富在面對警方、檢察官、法官調查時，說詞也自始至終一致。

說穿了，檢察官的上訴理由，還是圍繞著起訴書打轉。對於一審搬出刑訴法有關「共犯自白」需有其他證據佐證其真實性的規定，檢察官則是並沒有拿出足以說服二審法官的證據。因此，可以想見，高等法院駁回了檢察官上訴。阿榮無罪定讞。

檢察官是刑事偵查的主體，不可能不知道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但是，為什麼這個案子的檢察官，在明知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不得做為有罪判決的唯一依據下，仍然提出這般上訴理由？

這個案子裡，還出現不得不啟人疑竇之處。例如：一審被重判15年、二審改判12年徒刑的阿富，從案發一開始就被盯上，且他的電話還被鎖定，既是如此，警方為何沒有監聽，並製作監聽譯文，成為呈堂證據？

答案，不外乎這兩個。第一，警方辦案有疏忽，自始沒有監聽，因此拿不出譯文。第二，警方有監聽，但並沒有聽到阿榮指示阿富去找「交通」到柬埔寨運毒的內容，因此自知拿出這般譯文也無助案情。

從無罪確定的結果論來看，阿榮被冤了。而且，這樁冤案在他心頭造成一輩子的陰影。因為，當年被羈押禁見61天的阿榮說，當初警方在製作筆錄的時候，曾經把人體運毒喪命的何姓男子解剖影片，播放給他看。阿榮的身心飽受重創。

此案中，阿富承認犯行，是犯罪之人（高等法院判決書，105年度上訴字第2171號，判決理由貳之一之（一））。民國103年8月27日，檢察官在偵訊他的時候，阿富因為供出阿榮這名「共犯」，檢察官當庭對他表示適用「證人保護法」，可以給予減刑；然而，阿榮卻在整整3年之後，無罪確定，並獲得24萬4000元刑事補償。

在這個案子裡，我們驚訝的目睹了這幅司法景象：無辜之人，蒙冤受害；犯罪之人，獲得保護。

是誰創造了這令人不忍卒睹的一幕？

本文為江元慶老師獨家授權刊載，非經同意不得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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