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元慶專欄】一個「法盲」的凶險人生
文／江元慶（文字工作者。2016年司改國是會議委員。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司法太平洋》催生司法院擬定「商業事件審理法」及設置「商業法院」。）
「阿全」和「阿青」並不是親兄弟，但是，他們每天都相處在一起的「黏度」，要比手足還親。他們交情之深厚，可從一處得知：阿全特意打了一副車鑰匙給阿青，讓對方可以隨時使用他的轎車。19歲的阿全，活在自以為和阿青義氣相投的想像裡，對世事懵懵懂懂。直到發生了這件事，他才終於長大……
民國106年8月21日深夜11時18分，台北市大同區一家養生休閒館突然有人闖入，丟了一盒點燃的鞭炮後，拔腿就跑。10分鐘後，在同一個區域的另家按摩舒壓店，也發生同樣的事。這兩家店當時都在營業中，店內女服務生被嚇得驚聲尖叫，還有客人以為發生槍擊案，嚇得躲藏在角落。
按摩店老闆懷疑和一件事有關，氣得決定報警。他報案說，在被丟鞭炮前5、6天，他就聽員工說，曾有多名男子到店裡要求承攬毛巾清潔生意；當時女店員向對方表示並非老闆，不能做主。對方不發一語離去。按摩店老闆懷疑，對方是索討俗稱「毛巾稅」的勒索不成，忿而丟擲燃炮騷擾，意在恐嚇取財。
沒想到，養生館老闆娘也向警方說，她的店幾乎都天都有人上門索討「毛巾稅」、或「清潔費」，但她自認正派營業，沒有做掛羊頭賣狗肉的事，因此都沒理會。
同一晚發生相同兩案，警方心中有譜，研判是同一夥人幹的。這兩家店都有裝設監視器，警方查閱畫面後，很快就鎖定了阿全；因為，店外監視器拍到歹徒所駕駛的車號。經查，車主是阿全。
阿全被拘提到案。在警方詢問、檢察官偵訊的時候，他都承認。他供說，當天阿青說要去丟鞭炮，他就開車載阿青去，「我不知道他（阿青）為什麼要去丟鞭炮，應該是有糾紛。」
阿青對警方、檢察官的講法，和阿全幾乎一模一樣。檢察官偵辦後，依恐嚇罪起訴他們（士林地檢署起訴書，106年度偵字第13809號）。
但是，全案移審給法官調查時，阿全突然翻供。「我沒有做這件事！」阿全說，案發當天他實際上是在家裡。
「你既然在家，為什麼你的轎車會出現在現場？」
面對這般質疑，阿全說：「阿青是我的好朋友，他也有我車子的鑰匙。」他強調，是阿青自己開車去丟燃炮，「我並不知道這件事。」
阿全如果沒有幹這件事，為什麼在警方、檢察官訊問時，他會承認犯行？更何況，還有兩項事證對阿全非常不利──第一，檢察官當初聲請羈押阿全的時候，在羈押審理庭上，阿全向法官親口坦承，以致遭到羈押禁見。第二，阿青在警、檢的說詞，也指證是阿全載他去店家丟燃炮。
令人詫異的是，在「表面案情」看似一切都不利阿全的情況下，他竟然翻轉官司劣勢，獲判無罪。其中的關鍵，是承審法官李昭然，他很認真地調查這個案子。
「案發當晚，阿全究竟有沒有在家？」如何解開這個謎？法官想到、也找到了方法──調閱案發當晚阿全、阿青的手機通訊紀錄，查看他們基地台的移動位置。
養生館、按摩店先後被丟擲燃炮，是發生在深夜11時18分及28分；但是，經過法官比對後發現，案發當晚從11時到11時30分之間，阿全的手機基地台位置並沒有變動，都是固定在台北市民族西路一棟7樓華廈樓頂的基地台。
每處手機基地台都各有涵蓋的範圍。這棟7樓樓頂基地台所涵蓋的區域，包括哪裡？
法官詢問了電信業者，證明了一件事──這處位在民族西路7樓華廈樓頂的基地台，涵蓋範圍就包括阿全的台北市大龍街住家。也就是說，阿全辯稱案發當晚人在家中的說詞，「可能」是真的。
至於阿青的手機基地台位置，在案發當晚的這半小時之間，則是移動了3個基地台；其中，有1處基地台涵蓋的範圍，正包括了遭到丟擲燃炮的養生館、按摩店。意即，根據手機基地台位置顯示，案發當晚，阿青確實有在作案現場這塊區域內停留過。
鐵證歷歷。阿青後來也翻供了。他改口說：「我去丟鞭炮的時候，他（指阿全）並不在場」。法官認為，阿青翻供後的說詞，才是符合事實的；因為，如果阿全有載阿青去丟鞭炮，那麼兩人的手機基地台移動位置應該是相同的。
而且，在法官審理時，阿青當著阿全的面前，終於說出了這段情節：案發當晚是他開著阿全的車，載一名綽號叫「表仔」的男子前往，全案和阿全無關。阿青還說，他先前會說阿全有開車載他去，是因為警察跟他說阿全已經承認了，「我為了能夠獲得交保，才會對警察這麼說。」
當庭乍聽好友如此證詞，阿全五味雜陳。
法官認定，阿全、阿青雖然曾經三度承認犯案（警詢、偵訊、羈押庭供詞），但阿青後來也三度更改證詞，且前後不一、互有矛盾，證詞不可採信。
一審判決阿全無罪。至於阿青，則是被判5個月徒刑，可易科罰金（士林地院判決書，107年度易字第37號）。對於阿青的刑期，檢察官沒有意見；但對阿全獲判無罪，檢方不服，上訴二審。
檢察官提出的上訴理由是：阿全在檢、警訊問時已經承認作案，何況還有阿青的指證。很明顯的，檢察官仍然拿著阿全、阿青在檢警的供詞，繼續「追殺」他們。
不過，檢察官的上訴理由，並沒有獲得二審支持；法官並且指明，「檢察官沒有提出新事證」。二審幾乎全部援引一審法官的調查內容，駁回檢察官上訴。
阿全無罪確定。今（108）年的青年節這天，阿全獲得12萬2000元刑事補償。
不可否認，阿全會遭到羈押禁見61天，要怪罪自己，怨不得別人。畢竟，當初是他承認有去犯案。也因如此，他事後獲得的刑事補償金，被法官打了折扣，以每天2000元做為補償。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阿全沒有參與犯案，當初為什麼會承認？而且，他還是先後向警方、檢察官、羈押庭法官都坦承不諱？
阿全的回答，令人傻眼──他是個對法律毫無認知的超級「法盲」。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會這麼嚴重！」阿全說，他當初以為開一次庭就沒事，就可以出去了。直到聽見「羈押禁見」這四個字，人關進了看守所，他才驚覺「完蛋了！」
在看守所裡的阿全，六神無主，不知道該怎麼辦。直到看守所裡的室友得知他的案情，告訴他一定要寫狀喊冤，「詳述事發經過，越詳細越好。」他一一照辦，並且遇到認真調查的法官李昭然，才終於救回人生。
阿全安然的度過這一「關」。但是，他的好朋友並沒有。阿青不僅因為糊裡糊塗幫人亂丟鞭炮，被判有罪定讞；而且，他又在檢察官偵查時、法官審判時，因為做證亂說話，以致具結的證詞前言不對後語，而被法官依職權提出告發，要求檢察官辦他涉嫌偽證罪。
經歷此事，阿全開始懂得敬畏法律、懂得對「朋友」重新定義。這對還年輕的他來說，是好事。
阿全的故事裡，連帶盪漾出幾許懸疑：當阿全及阿青相繼翻供、當一審也查出了有利阿全的「基地台證據」之後，檢察官為什麼還要上訴？還有，二審法官指出檢察官沒有提出新事證就上訴，身為檢察官，難道對於自己提出上訴的理由中，有沒有證據，會渾然不知？
阿全是個不折不扣的「法盲」，19歲的這一年，他的人生過得很兇險。還好，他遇到了好法官！
本文為江元慶老師獨家授權刊載，非經同意不得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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