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資深司法記者，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

民國101年間，全體納稅人曾經付出一筆刑事補償款──96萬6000元，這筆金額只付給一個人。這筆數字，不低也不高，也沒有創下司法上任何紀錄；但是，獲得補償的這個人，際遇很特別。

民國99年6月1日下午，台中地區一個聯合緝毒小組，在經過一段時間監聽後展開搜索，分別在「阿強」、「金裕」、「淑女」住處查獲電子秤、注射針筒，及疑似分裝毒品的拉鏈塑膠袋。

經過偵查後，檢察官認定他們涉嫌販賣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起訴3人（台中地檢署起訴書，99年度偵字第15404號等），並具體求刑13年到18年徒刑。其中，有多次前科的阿強，因為是累犯，被求刑最重。

阿強、金裕、淑女都承認碰毒品，3人共繫一案；但是，他們的說詞卻猶如置身楚河漢界，且是隔江敵對。阿強辯稱，他是打電話給金裕買毒，「販毒的人是他！」然而，金裕、淑女這對同居鴛鴦則指控一致，「是跟阿強買毒，前後大約10次，安非他命、海洛因都有。」

販毒是重罪，尤其是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最重可以判處死刑。一樁案件，兩種說詞，三人涉案，互推刑責，指稱對方是毒販，自己只是買毒者。這個案子，究竟是誰販毒給誰？

經過審理後，法官認定阿強是毒販。不過，這份有罪的判決書，內容讓人霧裡看花。

一審會認為阿強是毒販，理由之一是，法官認為金裕、淑女的說詞大致相同。但是，法官卻指出，當初警方及檢察官訊問的時候，金裕、淑女所說的買毒時間、地點、金額互有出入。

對於判決書出現「大致相同、互有出入」這般前後矛盾的內容，法官自圓其說，指出人的記憶本來就有限，對於多次、且是重複的同類行為，「在事後追憶時，陳述難免會因為沒有想到而不完整、或相互有錯。」（台中地院判決書，99年度訴字第2124號，判決理由貳之四之（二）之1之（5））

乍聽之下，彷彿言之有理。但是，法官所言，也是豈有此理：既然明知陳述可能不完整，或甚至是相互有錯，這般的證詞還能相信？何況，販毒是重罪，法官焉能不謹慎？還有，法官難道不知「罪證有疑，利於被告」的無罪推定原則？

然而，阿強被重判了16年徒刑。

阿強不服，上訴二審。他還是這麼說，他是買毒，不是販毒，「金裕在一審說言不實。」

是金裕撒謊嗎？二審調查之後，全案翻轉。

經過重新檢視這3個人的歷次說詞，以及相互比對他們的口供後，法官發現金裕大有問題。因為，他兩次向警員的供詞、兩度向檢察官的說法，以及他在一審時向法官的陳述，前後不斷反覆；即因如此，二審認為他：「所述是否和事實相符，已難相信」（台中高分院判決書，100年度上訴字第371號，判決理由肆之三之（二）之（1）之4）

這下子可妙了！金裕說詞的前後有異，讓一審、二審的認定南轅北轍，因此也讓全案從是誰販毒給誰，轉換成了是一審、二審誰對誰錯？

其實，這個案子裡，有個強而有力的證據──監聽光碟。前有所述，當初聯合緝毒小組是經過一段時日的監聽，才發動搜索。而且，阿強和金裕、淑女處於敵對關係的訴訟雙方，也都表示是透過打電話聯絡買毒事宜。因此，誰是毒販、誰是毒蟲？透過光碟內容，應可還原真相。

二審決定勘驗監聽光碟。當年的買毒對話，在法庭裡原音重現：

阿強：「你有沒有那個？另外一種的？」

金裕：「有。」

阿強：「跟你那個一樣？」

金裕：「有。」

阿強：「有喔。拿一個出來給我。」

金裕：「一個是多少？」

阿強：「一個就是五、六千元的。」

金裕：「好啦。我知道，哪邊？」

阿強：「我人現在在霧峰。」……

是誰向誰買毒？答案昭然若揭，全案急轉直下。二審因此認定，販毒的是金裕和淑女。

而且，二審還提出一個佐證。當初緝毒小組搜索時，在阿強住家搜出的證物中，和毒品有關的只有注射針筒；但是，從金裕、淑女家裡抄出的，則有疑似販毒的電子磅秤、分裝袋，金裕還向辦案人員坦承：「這些東西是我的。」

二審改判：阿強無罪。

這張監聽光碟，猶如是此案證據中的倚天劍；倚天一出，誰與爭鋒？

檢察官噤聲，沒有上訴，阿強無罪確定。金裕被判12年徒刑，淑女則是處刑15年2個月，全案定讞。

這張監聽光碟，就在全案卷證裡，無人掩藏，順手可取，一聽即明真相。如果檢察官當初有聽光碟，會搞不清楚誰是毒蟲、誰是毒販嗎？如果一審法官有聽光碟，還會重判阿強16年徒刑嗎？

阿強的重刑，在轉瞬間一筆勾銷。豈料，他才剛洗刷冤情，卻又掉入另一個司法冤阱……

阿強當初被羈押322天，無罪定讞後，他訴請刑事補償。自稱是果農的他，不知道該求償多少，索性交給法官做主。在寫給法官的聲請狀上，他只表示一點：就以法定的每天3000元到5000元標準補償即可。也就是說，阿強能獲得多少補償，就請法官看著辦。

沒想到，法官對阿強還真是另眼相看。二審認為，阿強當初會被羈押，禍因是他接觸毒販，以致被懷疑販毒，自己有可被歸責的原因，因此只同意每天補償他1000元。阿強獲償32萬2000元。

收到判決書的這天，阿強傻了！他不認為自己有過失，於是向司法院的「刑事補償法庭」提出覆審。負責審理此案的審判長，是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楊鼎章。

阿強一審的16年重刑後來獲得改判無罪定讞，是因為台中高分院法官詳查；但是，刑事補償法庭五位法官發現：在阿強的刑事補償案中，台中高分院違法了！

因為，根據法律規定，法官在審理刑事補償案件時，「應該」要傳喚聲請人到庭陳述意見。但是，在這件求償案中，法官並沒有傳喚阿強到庭。而且，刑事補償法庭還指出，阿強是不是有可被歸責的理由，也有爭議，必須要透過證據來證明。

阿強每天補償1000元的判決，被刑事補償法庭撤銷（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覆審決定書，101年度台覆字第27號）。全案還給台中高分院重新審理。

民國101年7月6日，法官認定，阿強並沒有可被歸責的原因，改判每天補償給他3000元。總計，阿強獲得96萬6000元刑事補償。

在整件案子裡，阿強從頭至尾被冤了兩次。第1次被冤，他面臨16年徒刑，是台中高分院救了他；但是，他第2次被冤，也是台中高分院，險些讓他少了64萬4000元補償。

阿強有毒品、強盜、竊盜、使用禁藥、肇事遺棄等等前科，稱得上是個司法老江湖了。這是他第一次拿到刑事補償，他增長了知識：聲請刑事補償時，有沒有可歸責的理由，不是法官說了算，而是「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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