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資深司法記者，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

民國104年9月9日，在餐廳工作的阿耀被檢察官拘提到案後，當天被羈押；年底，他被起訴的關鍵，是朋友「小祥」指證說：「向我購買銀行存簿、金融卡的人，就是阿耀。他還跟我說，如果有錢匯進去時，需要我去提領，事成之後會另給佣金，我共提領了5次」。（桃園地檢署偵查卷，104年度偵字第18920號，警詢筆錄，民國104年9月9日等）。

檢察官起訴指出，小祥坦承把銀行存摺以5000元賣給詐騙集團，並且充當車手，把4名受騙婦女匯進他戶頭的490萬元提款給集團成員。

小祥承認犯行，一審被判有罪，他沒有上訴，全案定讞。他付出的代價不小，共分為四部分：第一，他的手機因為是犯罪工具，被沒收；第二，他販賣銀行戶頭、當車手拿到的佣金共5萬多元，要全部吐出來，被國家充公；第三，他被判徒刑1年6個月，留下前科，如果選擇易科罰金，他要繳50多萬元；第四，4名受害婦女被騙的490萬元，因為是匯進他的戶頭，且是由他提款交給集團成員，他將面臨被害人的民事求償。

小祥要面對民、刑事責任，阿耀呢？

阿耀涉嫌犯罪，完全來自於小祥的指證。除了指控阿耀買了他的存摺、金融卡之外，小祥還說，每當有款項匯進他的戶頭時，阿耀都是以電話通知他去銀行提錢，「我5次擔任車手過程中，其中4次是他（阿耀）指示我去取款」。

不過，和小祥在同一家餐廳工作的阿耀矢口否認。他向法官說，「在工作時間，我沒有和他（小祥）聯絡，且下班後除了叫他起床之外，也不會打電話給他。」阿耀喊冤，並且斬釘截鐵：「我沒有跟他收存摺，也沒有指示他領錢。」

阿耀說詞是真的嗎？不，他穿幫了。

因為，法官調出小祥和阿耀的手機通聯紀錄。根據紀錄顯示，他們不僅常有聯絡，且密集的程度被法官認為是「通話頻繁」（桃園地院判決書，104年度訴字第844號，判決理由貳之六）。

在法官出示通聯紀錄後，阿耀改口，承認兩人有密集電話聯絡。而且，法官還二度發現阿耀說詞前後不一；例如，阿耀說他沒有在下班後和小祥聯絡，但當法官再度出示通聯紀錄，證明他們的確有電話往來後，阿耀第二次改口：「是他（小祥）找我喝酒」。

阿耀的說詞前言不對後語，令法官啟疑。他是不是電話詐騙集團成員？法官再追查。

但沒想到，法官發現阿耀的辯詞紛亂，但指證阿耀是詐騙集團成員的小祥，他的證詞更是反反覆覆，和阿耀有過之而無不及。

舉例來說，民國104年9月9日，小祥在同一天先接受警方、後在檢察官製作筆錄時，供詞一致的說是聽從阿耀指示去提領贓款。怎料，一個月之後，當檢察官再訊問他的時候，他卻說：「領錢之前，他（阿耀）都不會跟我聯絡」。

甚至，他又翻供說，「領錢之前，都是不同的人打電話給我，打電話給我的人，也不是他（阿耀）」。

小祥的供詞變來換去，讓法官不得不問：「你倒底哪一次的證詞才是真的？」

沒想到，小祥的答覆又回到了原點：「應該是警察問話的時候，我說的比較正確。」

「為什麼？」

小祥說：「因為當時距離案發時間比較接近，所以我認為警察詢問時，我的陳述才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小祥仍然指稱阿耀是騙子，他聽命於阿耀去提領詐騙所得的贓款。

不料，他隨後卻又再改口：「第1次提款是阿耀叫我去的，後4次則是不同的人打電話要我去。」

小祥說詞不斷自我混亂，讓法官不禁對他的證詞真實性產生懷疑，因此判決：阿耀無罪。

檢察官不服，上訴二審。在上訴理由中，檢察官指出，小祥、阿耀是從小就認識的朋友，又是餐廳同事，且共同上下班、共用機車，兩人沒有仇怨，小祥沒有誣賴陷害阿耀的動機。檢察官並指出，「阿耀的說詞一再改口，反覆不一，可見是畏罪心虛」。

阿耀說詞反覆，被檢察官推測是「畏罪心虛」；但是，證詞也是不斷改口、指控內容更是反覆無常的小祥，檢察官難道不覺得有問題？檢察官是沒有發現，還是故意不發現，而執意起訴阿耀？

平心而論，阿耀的辯詞確實有撒謊之嫌；但是，說謊並不等於就是犯罪。他倒底是不是電話詐騙分子，還需要證據來證明。

二審調查後，雖然也採認檢察官部分觀點，認為阿耀許多說詞確實與事實不符，而且陳述反覆不一，法官因此用這般字眼質疑阿耀：「避重就輕，似意圖閃避責任」（台灣高院判決書，105年度上訴字第2853號，判決理由五之（二）之（3）之3）。不過，法官認為，通聯紀錄雖然可以證明阿耀、小祥有密集通話，但並不能證明兩人就是在聯絡提領贓款的事。

二審認定，小祥先後多次陳述內容不一，證詞有瑕疵；而且，沒有其他的補強證據可以證明阿耀就是詐騙集團成員，「檢察官所舉的事證，還有合理性的懷疑存在」，法官判決：上訴駁回。

無罪定讞後，阿耀訴請刑事補償，當初他被押了57天，獲得17萬1000元。

這樁詐騙案，兩名被告的說詞都亂七八糟，但司法際遇卻有天壤之別：一個人有罪定讞，還要面臨民事賠償；另一人則在二審懷疑「避重就輕，似意圖閃避責任」下，獲得刑事補償。

司法像不像是一場賭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