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資深司法記者，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

我國刑事訴訟法有一個保護證人及被告的權利──不自證己罪（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意思是說，自己不必證明自己有罪。舉例來講，「柯南」如果偷了蘋果，警察、檢察官、法官都不能硬逼著他承認；柯南的罪名是否成立，要靠證據來證明。

「不自證己罪」這項權利，隨著適用者身分的不同，權利的名稱也就不同。如果是被告，他可以不必證明自己有罪而保持沉默，這叫「被告緘默權」；如果是證人，他的證詞一旦面臨讓自己陷於被追究法律責任，則可以選擇不說話，這叫「拒絕證言權」。

關於拒絕證言權，刑訴法規定，法官、檢察官有義務告知證人可以拒絕做證。再依據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7297號」判決的見解，法官、檢察官如果沒有告訴證人可以行使這項權利，以致證人在不知情下做出證詞，那麼證人的證詞並沒有法律效力；而且，即使證詞內容是不實在的，也不構成偽證罪。

明白了「拒絕證言權」的法律規定後，來看看這個案子。

「老林」和「老許」都是旅行業者，他們被控和兩岸人蛇集團掛鉤，先向立法委員取得請託函後，再以「假結婚、真賣淫」或「假懷孕、真來台」的不法方式，掩護大陸女子來台。他們涉嫌的犯行中，出現一個倒楣鬼──境管局的「小玲」，她因為編制在公關小組，負責處理立委的請託案件，當她收到旅行業者交付有立委署名的請託函後，於是依照流程呈報上級簽核。不料，她卻因此被檢調認為是共犯，遭到羈押122天。

台北地檢署在偵查此案時，老林、老許曾經兩度以證人身分做證，但檢察官發現他們所述不實，因此依偽證罪起訴。

不過，一審法官發現，檢察官當初傳問老林、老許的時候，都只對他們表示證人有具結做證的義務，以及告知做偽證的處罰規定後，就命令他們朗讀結文，並且具結做出證詞。法官直指檢察官的偵查程序有瑕疵，「已經剝奪兩人不自證己罪的拒絕證言權」，因此認為老林、老許的具結內容沒有合法效力，更沒有偽證的刑責。（台北地院判決書，96年度訴字第259號，判決理由三之（三）之2）

歷經六年審理，民國102年8月，一審判決人蛇集團成員有罪，老林、老許、小玲無罪。但檢察官不服，上訴二審。在上訴理由中，檢察官反擊指出，法官沒有勘驗偵查中的庭訊內容，就逕自認為檢察官剝奪老林、老許的不自證己罪權利，「法官的調查有瑕疵。」

檢察官和一審法官打起筆戰了──法官指檢察官的偵查過程有瑕疵，檢察官則說法官的調查有瑕疵。到底誰有瑕疵？檢察官究竟有沒有非法剝奪老林、老許的「不自證己罪」權利？

二審揭曉謎底：一審法官錯了！

法官勘驗檢察官當初偵辦過程發現，檢察官在偵訊老林、老許的時候，確實有說出這般話：「會不會擔心你們的證詞，會導致自己或親戚被檢察官追訴刑責的危險？如果有的話，你們可以拒絕做證。」

這個案子讓人搞不懂：檢察官的這段話就在全案卷證裡，二審法官可以找到，一審法官怎麼會沒有發現？

既然一審錯了，意味著法官判決老林、老許、小玲的無罪判決，也是錯的？

不！二審的判決，把一審法官、檢察官各打了五十大板。因為，二審除了駁斥一審對於檢察官剝奪老林、老許不自證己罪的錯誤之外，也發現了檢察官在辦案過程有問題。二審因此仍然維持小玲等三人無罪。

法官指出，在這個案子裡，檢察官採信一名秘密證人的說詞，指稱全案有一名在境管局工作的「李大姐」居間不法，檢調認定這名李大姐就是「小玲」。但是，檢察官並沒有提出任何補強證據，來證明小玲就是李大姐。（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書，102年度上訴字第3019號，判決理由四之（一）之2之C）

這個案子讓人搞不懂：檢察官為什麼提不出任何佐證？為什麼會單方聽取並相信秘密證人的說詞？

小玲無罪定讞後，獲得48萬8000元的刑事補償。她百般不能理解：案發之初，她的主管──境管局行政室主任在接受調查局約談查證時，已經親口說出「我沒有權力去審核文件的真偽」的證詞，既然連主任都沒有這個權限，以小玲只是一個最基層、毫無影響力可言的辦事員，怎麼會有權力去審核文件是假的？

這個案子讓人搞不懂：小玲為什麼會被起訴？

這個案子裡，一審法官沒有仔細看卷、檢察官片面聽信秘密證人的證詞。這個案子讓人搞不懂：為什麼審、檢都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