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資深司法記者，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

承認犯罪，卻還能獲判無罪定讞，並且「賺」進13萬多元刑事補償，在充滿光怪陸離的台灣奇幻司法裡，起訴「小呂」的這位檢察官，為檢察體系增添了這頁篇章……

小呂是中部地區的果農。民國104年間，他被檢察官起訴。根據起訴書記載，當時23歲的小呂，涉嫌在民國103年12月24日開車到彰化載男子「阿廖」後，再載他到雲林縣斗六市購買海洛因；檢察官指控說，當天他們抵達斗六時，小呂先向阿廖拿了2000元，進入一家汽車旅館向涂姓毒販購得海洛因，再把毒品轉交給阿廖。

檢察官是依販賣第一級毒品的重罪，起訴了小呂。（雲林地檢署起訴書，104年度偵字第6128號等）

對於阿廖的指證，以及檢察官指揮彰化警方對他們電話監聽的記錄內容，小呂雖然不否認曾經載阿廖到斗六市、或斗南鎮拿取毒品，但他發現案情不對勁──是警方搞錯了、還是檢察官查錯了？

「檢察官起訴書裡的案發那一天，我從台南回去鄉下，」由於檢察官指控小呂販毒的案發日，正是民國103年聖誕節前夕，他因此記憶極為深刻，「那天我並沒有載阿廖去拿毒品，我載他去拿毒品是在這天往後不到一個月的某一天。」

小呂既然承認曾經載阿廖去拿毒品，即使日期不是民國103年12月24日這一天，對他的犯罪行為有差別嗎？

對常民百姓來說，可能覺得沒差，會認為小呂確實構成了犯罪。但是，對法律人、特別是法官來說，要判決被告有罪，必須要有一個最起碼的基礎：經過嚴格證明的「犯罪事實」。

因為，根據法律規定，檢察官既然起訴了小呂，起訴書裡所說的犯罪事實，就必須經過調查；如果檢察官呈現的證據不能證明小呂犯罪，全案就沒有所謂的「犯罪事實」；既然犯罪的「事實」不存在，法官依法就必須判決無罪。（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等）

也就是說，既然檢察官起訴了小呂在民國103年12月24日這一天販毒，那麼這個案子的關鍵案情之一是，小呂究竟有沒有在聖誕前夕這天，載阿廖去拿毒品？

檢警在訊問時，阿廖說：「有。」他並具體的說，當天他是在深夜約24時到隔天凌晨1時之間去找小呂，接著才到斗六、或斗南取毒。但是，小呂和當天也在車上的妻子則說詞一致：「絕無此事！」

究竟有沒有？法官決定讓另一個人來證明：「科技」。

法官向「遠東電收」公司調閱小呂的國道ETC計費資料，時間則設定在民國103年12月24日這天，查看小呂駕駛「T8」開頭車號的轎車，究竟去了哪些地方？去的地點有沒有阿廖所說的斗六市、或斗南鎮？

在國道ETC行車路線一覽無遺下，結果出爐：小呂的轎車當天下午抵達彰化縣溪州鄉後，就再也沒有開到斗六、或斗南。而且，再從行車紀錄顯示，小呂在當天晚上6時48分，就已經回到了台南市永康區，而且直到隔天上午8時35分都沒有再出門過。

行車記錄證明讓法官得出一個心證：阿廖說詞和事實完全不符。（雲林地院判決書，104年度訴字第739號，判決理由五之（三））

而且，當這些資料攤在阿廖眼前，法官再度詢問他的時候，對於先前的證詞，阿廖的說法出現猶疑，以致最後在犯罪時間上改口說：「不敢確定」。

法官認定，檢察官是起訴小呂在民國103年聖誕前夕這天販毒，但是，並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段指控是事實的。在「犯罪事實」無從證明存在下，法官做出判決：小呂無罪！

在國道ETC證據歷歷下，檢察官提不出別的證據、或理由去反駁法官；檢方放棄上訴，全案一審無罪定讞。小呂當初曾經被羈押45天，他訴請刑事補償，獲得13萬5000元。

小呂承認載阿廖買毒，卻在檢警沒有查明案情下，竟然拿到了補償。不過，小呂終究還是難逃法網。因為，小呂雖然獲判無罪，但法官也明確的指出，他載阿廖去斗六、或斗南拿毒品，是發生在另一天的事實，檢察官應該另外偵辦。

承認犯罪，小呂卻還能夠從全民繳的納稅錢中取得補償，這個案例不免令人覺得荒誕。從案情內容來看，很明顯的，這個案子是因為檢、警辦案搞錯日期。於是，此案觸及一個辦案層面上的問題：「小呂既然也承認犯罪，法官為什麼不更正小呂的犯罪時間，直接判決有罪；如此一來，既可節省司法資源，也可不必付出這筆刑事補償金？」

法官指出：「不可以！」

原因是，法院採取的是「不告不理」原則。法官的意思是說，法院、法官是被動審判案件的，既然要告人，就要告對人、告對犯罪事實，否則依法就該判決無罪；一旦告錯對象、一旦告錯內容，即使是身為國家告訴人的檢察官，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