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資深司法記者，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

打官司講求證據，在所有證據中，包括了「親見親聞」。不過，有些官司有時眼見未必能為憑、耳聞不一定是真實。男子「阿榮」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從事鋁窗工作的阿榮，被控向「老黃」取得毒品後，再轉賣給「杰仔」，前後共3次，遭檢察官起訴（彰化地檢署起訴書，103年度偵字第8786號等）。販毒是重罪，而且他涉嫌販賣的還是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依一罪一罰規定，一審判處他3個15年6個月徒刑。法官考量他上有寡母，裁定只要服刑16年。（彰化地院判決書，103年度訴字第808號）

乍看之下，法官對阿榮算是宅心仁厚，讓他這輩子不至於要把牢底坐穿，還有機會奉養老母親。但是，沒料到，他上訴之後，整個案子「翻」了。

阿榮的說詞從一審到二審都很一致：他是向杰仔買毒，並不是賣毒。也就是說，阿榮自認只是毒蟲，杰仔才是毒販。不過，杰仔否認，他說：「我跟阿榮約在社頭鄉的芭樂市場，我拿1000元給他，他拿海洛因給我，我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杰仔、阿榮互指對方是毒販。在此案中，他們處於相互對立的法律位置，這種關係在法律上稱為「對向關係」。而且，由於法律規定，施毒者只要供出毒品來源，因而破獲者，就可以減輕其刑；因此，可想而知，處於「對向關係」的雙方被告，往往會為了獲得減刑，而處心積慮的口出不實、或不擇手段的誣陷對方。

為了防範毒販陷害栽贓他人，達到害人利己目的，最高法院至少有兩個判決個案指出，必須靠「補強證據」來嚴格證明真實性；而且，所謂的補強證據，是必須不會引人絲毫懷疑，而確信是真實的證據。（最高法院判決書，100年度台上字第3910號、96年度台上字第7949號）

這個案子的補強證據在哪裡？

阿榮會遭到起訴、被判重刑，原因之一是有9通電話被監聽，由於都是阿榮撥打給杰仔，讓一審採信這些對話是與交易毒品有關。不過，台中高分院法官認定，這9通電話裡，完全沒有與海洛因交易有關的明話或暗語，舉例來說，在民國103年9月5日上午8時的監聽譯文是：

阿榮：喂。

杰仔：喂，你在哪。

阿榮：公司啦。

杰仔：我過去。

二審認為，光憑這四句只是相約見面的對話，如何證明他們是要從事毒品交易？而且，有什麼證據可以拿來做為不利阿榮的認定？

除此之外，在這通電話10個小時之後，阿榮又打電話給杰仔；這通電話內容，仍然被一審採信是與交易毒品有關。監聽譯文的內容是：

杰仔：喂。

阿榮：喂，有去做工作嗎？

杰仔：在家啦。

阿榮：出來外面啦，我加油，差不多再5分鐘。

杰仔：好啦。

二審認定，這般電話內容怎能視為不利於阿榮。

除了上述辦案人員親耳聽聞的「證據」不被二審採信之外，還有一張警方的蒐證照片也引起質疑。

根據蒐證照片顯示，民國103年7月29日，警方跟監時，聲稱在彰化醫院停車場拍到阿榮把海洛因交給杰仔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中，阿榮當時手上拿著白色物品，被警方圈註標示是「毒品」；此外，還有自稱目睹經過的黃姓證人指出，他親眼看到阿榮在停車場把海洛因賣給杰仔。

有跟監照片為憑，且有目擊證人指認，這個補強證據夠「強」了吧？

豈料，這張照片成為逆轉全案的關鍵之一。

自稱目擊販毒過程的「老黃」，有使用毒品紀錄，民國103年7月29日當天，他應該要到彰化醫院服用美沙酮接受斷癮治療。但是，二審發現，當天他並沒有到醫院接受戒治。法官啟疑：老黃既然沒有前往醫院，他如何目擊過程？二審認定，老黃證詞有啟人疑竇之處，和事實並不吻合。

而且，對於警方的跟監蒐證照片，二審也抱持強烈懷疑。因為，照片上手拿著白色物品的阿榮，並沒有特別掩飾手中物品，兩人甚至還大庭廣眾的蹲在停車場地上聊天；二審認為，這與一般毒品交易完成後迅速離開的常情不符。

法官還指出，阿榮手中的白色物品，體積並非微小，是否確實是毒品，值得懷疑（台中高分院判決書，105年度上訴字第686號，判決理由四之（二））。

二審認定，自稱是買毒的杰仔，尿液雖然確實有毒品反應，但不代表毒品就是向阿榮購得，在全案的合理懷疑沒有被完全排除下，不能因此斷定阿榮就是毒販。法官判決：阿榮無罪。

檢察官沒有上訴，阿榮從一審被重判16年，到二審無罪定讞。他當年被羈押了112天，最後獲得33萬6000元刑事補償。在這個案子裡，親耳所聞的監聽譯文、親眼所見的蒐證照片內容，統統被二審推翻認定。

打官司講求證據，除了親見親聞，也莫忘了「補強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