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元慶（資深司法記者，作品《流浪法庭30年》催生「刑事妥速審判法」施行）

男子「老徐」有天帶著一枚變造的花蓮地方法院關防印章、書記官印章等物品，向花蓮警方自首。警方根據老徐的說詞，拿著搜索票趕到花蓮縣新城鄉一處由「阿鴻」經營的洗車廠搜索，果然在電腦桌抽屜裡，又查扣到70多枚印章、身份證。

警方把全案移送法辦，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依偽造文書等罪嫌起訴了阿鴻。根據起訴書指控，阿鴻和老徐合夥組織偽造及詐騙集團，由阿鴻出資、老徐提供技術，再聘請「小均」等多人，計畫先盜領信用卡，再伺機詐欺取財（花蓮地檢署起訴書，89年度偵字第2000號等）。檢察官具體指出，在這個集團中，阿鴻扮演幕後金主的角色。

有人證老徐指控，何況這是犯罪集團重要人物的「窩裡反」檢舉，而且還有法院關防等等物證為憑；因此，在證據的呈現上，阿鴻可說是被人贓俱獲。但沒想到，法官調查後，疑雲重重……

「我並沒有和他（老徐）組織偽造和詐騙集團！」阿鴻否認檢察官對他的指控，「起訴書記載的犯罪內容，絕對不是事實。」他向法官說，老徐因為欠他20多萬元，在他逼債之下，老徐拿電腦、電腦桌做為償債的抵押品。阿鴻向法官辯說：「電腦桌抽屜裡的身份證、印章、法院文書，統統都不是我的。」他並對老徐提出反擊，指控全案是因為對方不爽被他逼討催債，因而挾怨報復。

老徐檢舉阿鴻不法、阿鴻指稱老徐誣陷，兩人說詞互指對方犯罪。究竟這些證件、印章是誰的？承認受雇、參與這個集團的小均，成了釐清案情的重要對象。當他被傳喚到庭做證後，他的證詞讓法官對案情起了疑心：

「他（老徐）拿這些東西給我的時候，阿鴻並不在場。……我是聽他（老徐）說所有的人頭都是阿鴻提供的……，我沒有看過阿鴻指示做事……我都是受他（老徐）的指示。」

小均的證詞，讓犯罪主謀瞬間移形換位──集團首腦似乎不是阿鴻，而是拿著一堆偽造、變造物件向警方檢舉的老徐？

但是，小均的證詞可靠嗎？

一審繼續追查。法官從過去三件官司的案情呈現，窺出了端倪，並讓案情越來越清晰。原來，花蓮地方法院曾經審理過三件與老徐有關的詐欺案，無獨有偶的，法官在這三案都做出一致認定：阿鴻並沒有共同組織這個犯罪集團（花蓮地院判決書，89年度易字第795號、90年度易字第303號、91年度訴字第66號）。而且，這三件詐欺案都已經判決定讞。

法官因此認定：阿鴻和這個案子沒有關係，判決無罪。

檢察官不服判決，提起上訴的理由之一，正是這個案子最大的懸念：被查獲的這些偽造物品，都是在阿鴻經營的洗車場裡辦公室內搜出，如果沒有獲得阿鴻同意，這些為數不少的犯罪物品，怎麼會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裡？檢察官認為，阿鴻是主謀之一。

乍看之下，檢察官的上訴內容，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這般的上訴理由被二審認定是「推論」──阿鴻的辦公室裡被搜出偽造證件及物品，和阿鴻是不是共犯、是不是幕後金主，是兩碼子事。也就是說，這兩者之間，還必須透過證據來證明。

「檢察官要負起實質舉證責任！」二審指出，檢察官是國家機器，既然擁有廣大資源做為辦案後盾，就應該負起責任蒐集犯罪證據，去推翻被告主張無罪的理由，一旦檢察官做不到實質舉證、或一旦證據不能說服法官，就是屬於檢察官的「推論」，法官當然不能把被告判刑定罪。

除了告訴檢察官要證明被告有罪，是檢察官應該盡到的責任之外，法官還語重心長的對檢察官諄諄告誡：基於公平原則，檢察官如果沒有盡到調查證據的責任，法官就沒有接續檢察官再去做證據調查的義務。（花蓮高分院判決書，103年度上訴字第133號，判決理由二）

簡單來說，法官的意思是，法官不能聯手檢察官去對付被告，否則形同是法庭「二打一」，這種審判對被告不公平！

基於如此，二審駁回檢察官上訴，阿鴻無罪定讞。

阿鴻當初被收押60天。無罪確定後，他在聲請刑事補償時，受理的法官對全案也有同樣觀感──這些被查獲的偽造證件、物品，的的確確是在阿鴻的房子裡搜出的。

法官認為，阿鴻當年會被羈押、調查，是無風不起浪，阿鴻不能說沒有可歸責的理由；因此，法官駁回他每天請求賠償5000元的聲請，判決每天補償3000元。阿鴻獲得18萬元。

每一件司法個案必定有判決。但是，判決的背後不一定就是真相、不一定就有答案，有時留下的反而是懸疑：阿鴻究竟和這個犯罪集團有什麼關係？檢察官既然拿不出證據，為什麼要起訴阿鴻？一審判決阿鴻無罪，並且交代了原因，檢察官既然沒有拿出積極證據，為什麼還要上訴、耗損審判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