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關注司法改革的獨立媒體《法操》，於8月17日晚間舉辦了【誰，引發了社會公審】系列論壇壓軸場：【檢察官新聞稿比起訴書寫得好？頂新越南油案】。以《法操》長期跟庭的頂新油案作為主題，並邀請台北律師公會秘書長吳至格律師、紀錄片導演李惠仁，以及《法操》創辦人高宏銘律師，一同與民眾探討頂新油案發展至今的種種荒謬處，同時藉此檢討司法與媒體間的關係。

跟著法操看本案五大謬誤：

2014年爆發頂新集團越南進口豬油事件，由於本案涉及國人食品安全問題，影響層面不可謂不深遠，自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法操》秉持監督檢察官的立場，透過這個社會矚目的案件，為各位整理出本案檢察官在偵查與審理階段的五點缺失：

謬誤一：火速起訴，卻罪證不足

頂新案被告第一審獲判無罪，引起社會輿論對法官一陣撻伐，論壇一開始，高宏銘律師先提問：「看過頂新案第一審判決書或是彰化地方法院公布的新聞稿的請舉手？」現場民眾面面相覷，無人舉手。高律師說明，事實上，本案被告獲致無罪判決的重要關鍵，在於檢察官未提出讓被告獲致有罪判決的足夠證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64條規定：檢察官於起訴時應將所有卷宗與證物證據併送法院。而且檢察官自收案之日起，至少有四個月的辦案期限。但是，彰化地檢署在偵查本件重大矚目案件時，從分案時起算，只花了13天就決定起訴。偵辦時間這麼短，當然不一定代表辦案品質不佳，但是，至少也應該表示握有充分的犯罪證據、才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起訴。可是，檢察官卻在一審審理程序進行時，才組團到越南蒐證，甚至是未依照相關刑事訴訟法規定，向法院聲請調查證據即前往。

為何審理中檢察官才要跑到越南蒐證？雖然彰化地檢曾說明台越無邦交造成時間延誤，但如此仍無法作為「審理中才偵查」的合理理由。因此，《法操》合理懷疑，起訴時檢查官蒐證不足。

謬誤二：跨國犯罪的證據能力如何認定？

本案因涉及越南油廠，因此若屬於跨國犯罪案件，還會衍生出相關證據的證據能力應該如何認定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檢察官遠赴越南蒐證，證據能力的認定，究竟要根據越南當地的刑事訴訟法，還是要依照台灣刑事訴訟法？

本案一審法官認為，檢察官遠赴越南帶回的部分證據，並沒有證據能力，也侵害了被告的詰問權，因此，法官無法單純根據這些證據推斷被告有罪。於是，根據「無罪推定原則」，判決被告無罪。

《法操》認為，倘若檢察官認為相關證據是有證據能力的，就應該要在法庭上積極說服法官，若證據本身有所爭議，是否也不該浪費司法資源，起訴後才提出呢？

謬誤三：案件審理中，媒體竟能率先掌握檢察官辦案方向

本案為全國矚目案件，但媒體即使再關注本案，屢次在開庭前搶先報導檢察官的偵辦進度仍屬爭議，甚至二審檢察官，曾在2016年5月17日開庭前，把卷證資料直接讓媒體拍攝。吳至格律師認為，媒體和檢察官攜手操作輿論的現象甚為荒謬。甚至做為律師，他還曾透過晚報得知檢察官在法庭上會提出什麼問題？據此研擬訴訟策略。媽媽嘴案呂炳宏的委任律師葉恕宏也曾說明，在案發時因媒體的超前報導，讓他必須看電視來準備攻防。

然而，本於「偵查不公開」，檢察官應該是要避免事證提早走漏，也為了在定罪以前能保護被告不被貼上輿論的標籤，而更謹慎地面對媒體，但是檢察官此舉完全違背偵查不公開的意旨。

謬誤四：頂新案是法律戰？還是媒體戰？

以「檢察官讓媒體翻拍卷證」一事，吳至格律師延伸批評：「那幹嘛不直接把所有卷證都放在dropbox讓全國人民下載就好了？」法務部曾主張制定的「卷証資料不當使用罪」，就是要避免此一狀況的發生，檢察官身為司法機關的一份子，卻仍然做出了不良示範。

因為「偵查不公開」的原則，案件在偵查中，當事人跟律師並沒有閱卷權，而就算當案件進到審理中，當事人跟律師要閱卷也要向法院聲請，但今天媒體卻可以輕易翻拍到卷內證據並公諸於世人面前，檢察官此舉已經有法律上的爭議。

然而，更弔詭的是，在媒體面前公布的卷證，檢察官後來卻沒有在法庭上使用，檢察官此項作為，實在很難讓人不去聯想是以此作為「媒體戰」，而悖離法律所賦予的「追訴犯罪」的職責。

謬誤五：到了二審，檢察官在庭上還是毫無積極表現

案件進入高院第二審，三位承辦檢察官於審判庭中列席，卻只有一位主訴、其他兩位檢察官保持沉默。兩位沉默的檢察官在本案中扮演何種角色？難道只是來撐場面的嗎？如果沒有明確的權責，派三位檢察官承辦，是否有浪費司法資源之虞？面對一審被判無罪的案子，二審檢察官難道不應該更用盡心力來加強檢方的論述嗎？

呼籲台中高分檢：回來吧！司法的戰場在法庭！

一件全國眾所矚目的案件，檢察官的辦案過程卻是荒腔走板，令人遺憾。不但起訴時就缺乏罪證，起訴後還遠赴國外蒐證，而在審理期間，更多次將偵辦進度向媒體透露，但在法庭上卻又毫無積極作為。

《法操》認為，在現階段，民眾對司法體系充滿高度不信任的情況下，檢方應該回歸法庭，謹守份際，依法追訴，並且與被告的辯護律師展開精彩的攻防，獲取人民的信賴，也讓法官依法有據的審判。而非只會透過媒體、製造「好棒好認真」的表象，卻在法庭上噤聲不語。

《法操》建議：司改不能忽略檢察官監督機制的補強

首先，三位與談人都提及，起訴狀應該比照判決書公開，並公布承辦檢察官的姓名，才能確實監督檢察體系。

從媒體面的觀察，李惠仁導演也表示，雖然媒體可以揭露許多司法黑幕，但以台灣法治教育不足的狀況，民眾也更容易受到媒體的影響，對於自我行為的把持較為不足，容易群情激憤。民眾只是想把報導中的犯人揪出處罰，卻不會去探討犯罪背後的原因，這也是非常可惜之處。

而從體制上來說，吳至格律師也多次提到，同一個案件，從偵查階段起、地院一審、高院二審、最高院三審，會經過至少四位檢察官承辦，每換一個審級，檢察官都必須重新熟悉案件，不但增加司法成本、也缺乏責任歸屬的機制。未來建議透過修正相關司法行政程序，讓同一位檢察官為同一個案件「負責到底」。

現行制度並未針對檢察官提起上訴的權限做監督與限縮，造成被告訴訟成本的增加，不只耗費時間，律師費也是極沉重的負擔。因此，吳至格律師也提出，未來應修法建立各別地方法院檢察署針對被告無罪案件，支出被告的律師費用的機制，例如：假設檢方上訴敗訴，由地方法院檢察署支出被告的律師費用，以作為節制檢察官濫行提出上訴的限制機制，並藉以提升檢察官的辦案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