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開庭，進行被告翁啟惠聲請的證人，梁啟銘及楊富量的證人詰問。梁啟銘於案發當時擔任中研院公共事務組主任，推動科技移轉事宜，楊富量則是中研院智財技轉處的處長。本次詰問的重點放在技轉主要決策、負責人為何？業者派員至中研院學習是如何規範的？

技術移轉誰說得算？

翁啟惠是否有利用院長職務，去影響本案的技轉，是本案很大的一個爭點。而關於技術移轉，證人梁啟銘證稱，公共事務組有技轉經理專門處理技轉事務，其中包括和廠商聯繫、與創作人聯繫、了解移轉技術等等。在技轉的過程中，除了技術的內容外，也會詢問創作人關於技轉的授權條件，但僅作為公共事務評估授權條件的參考來源之一，若創作人意見與公共事務組衝突，仍會以公共事務組的意見為主。以公共事務組的意見做成草約後，最後經過「副院長」同意決行。

技術移轉的監督機制？

除了公共事務組決定外，中研院還有設置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研管會），進行技轉事務的監督。這也是檢察官起訴書認定，翁啟惠利用職務，讓浩鼎的技轉可以不用可以不用通過研管會的審核。但浩鼎案的技轉真的需要送研管會審核嗎？

依據證人楊富量的證詞，由於與浩定案簽訂的技轉合約，屬於再授權合約，其合約是依循經過研管會審查，潤雅公司簽署的備忘錄而來。由於未更改母約（潤雅公司備忘錄）的內容，所以不需要經過研管會審查。

中研院鼓勵企業派員至中研院學習？

在尚未簽約以前，潤雅公司就派員無償至中研院學習，一直是檢察官指出的爭議所在，在詰問證人的過程中，檢察官直接詢問證人梁啟銘，為什麼潤雅可以在還沒有給授權金以前，就派員至中研院學習？

梁啟銘回答，因為中研院所做的都是基礎研究，基本上鼓勵廠商派員至中研院學習，因為這樣廠商才能進行技術的評估，看是不是有繼續法展技術的可能。只要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有受到智慧財產的保護，只要有簽署保密協定，就可以派員學習。

技術先給浩鼎，再給潤雅，再給浩鼎？

檢察官詢問楊富量，創作人意見是不是會影響選擇技轉再授權廠商的問題。楊富量表示，這件是在浩鼎技轉案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因為本件從頭到尾都只有浩鼎一個廠商有意願，公告了兩年都沒有別的廠商表示意願，且站在中研院的考量，即便研發人反對，不想授權給唯一表示有意願的廠商，研發人的意見也只是參考，不會全盤接受。

本次審理的最後，受命法官訊問的證人楊富量，為什麼中研院會在4月與潤雅簽署完專屬授權備忘錄後，又於10月跟浩鼎簽屬保密條約呢？是因為知道他們有要將技術移轉浩鼎嗎？關於保密條約的保密內容又是如何呢？

楊富量表示，簽保密條約代表廠商願意承擔額外的責任，廠商願意跟中研院簽，當然很樂意簽。受命法官又更進一步問，是任何一家廠商，他都會簽嗎？林富量表示，因為這是廠商願意承擔責任，是對中研院的保障，所以只要下屬放在他桌上的，他都會簽。事後對於廠商的篩選，林富量補充表示，他的下屬會篩選廠商，只有篩選過的才會給他簽。

本案的檢察官了解本案嗎？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就有談到本案檢察官消失的問題。這是在進入審理後，常常出現的問題。這幾次的證人詰問程序，大部分都是由辯護人進行主詰問，檢察官反詰問的內容少之又少，提問的問題有時候摸不著邊際，例如：上次開庭，檢察官提出證人根本不在收件人內的電子郵件、本次開庭，提出根本不在起訴範圍內的其他合約。與能夠針對本案實驗專業內容詢問的受命法官形成強烈的對比。

本案進入審理至今，絕大多數都是由辯護人、審判長和受命法官在進行證人的訊問，雖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16條第4項規定，在辯護人及檢察官詰問完畢後，得進行訊問。但審判長的訊問屬於補充性質，學說認為審判長只有對詰問內容不明瞭時，才能做補充性地確認。而實務上雖然放寬，認為若證人陳述還有不完備或不明瞭的地方，審判長求發現真實，可以為必要的補足，但審判長的補充訊問無法取代其中當事人一造的詰問。

我國現在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就是希望脫離過去糾問制度的色彩，讓法官可以成為真正中立的第三方，進行客觀的審判。而本次檢察官雖然蒞庭，卻完全無法達到檢察官追訴犯罪的效果，反而由法官進行主要的證人詰問，訴訟上的三方關係被打破，對被告是相當不公平的。

下次開庭，訂於2018年5月23日，早上9點30分，續行審理程序。就讓《法操》持續關心此案，為您帶來第一手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