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鼎案從今年二月審理至今，終於進入了審理程序。第一次的審理，為了釐清有關「新一代酵素合成寡糖技術」專屬技術授權的相關問題，請到當時在中央研究院處理「技術移轉」事務的經辦人，陳淑珍博士到庭作證。就讓我們來看看，本次審理釐清了那些事實吧！

技術移轉，需要經過院長的同意嗎？

陳淑珍在作證時表示，關於技術移轉，需要跑「決行流程」。此流程需要個部門簽核，一層級分為三層：「第三層」為公共辦事處（技術移轉的主責單位）主任簽核；「第二層」為總辦事處處長簽核；「第一層」則為中研院「副院長」簽核決行。故在整個技轉的過程中，是不需要經過院長簽核決行，也不需要經過院長同意的。

「研發人」的意見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重要嗎？

在本次作證的過程中，陳淑珍多次提到，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研發人員的心血結晶，都是由他們辛苦培育的，研發人員也是最了解該項技術的人。所以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都會參考研發人員的意願，尊重研發人員的意見。在技術移轉的洽談過程中，也會將洽談進度告知研發人員。

關於技術的發展與應用這部分，會尊重研發人的意見，因為他們是直接培育這項技術的人，所以對此項技術也最了解。但在授權金額、範圍、期限、地區等等授權條件，則是由中研院公共事務組決定的。檢察官進一步詢問：「在審核翁啟惠負責的技術移轉案件時，要怎麼區分翁啟惠院長與研發人的身分？」陳淑珍直接回答：「沒有界定，他就是研發人。」

從這點可以看見，在技術移轉的過程中，研發人的角色，遠遠重要於中研院院長的角色。

案件沒有經過研管會討論，就是程序不合法？

關於潤雅公司是否跳過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委員會（下稱研管會），直接核准技轉，這是檢察官起訴的很大爭點之一。但就如同翁啟惠在前幾庭所澄清的，只有在國外的專屬授權案，才需要經過研管會審議。

與潤雅公司簽備忘錄，是為了要讓公司可以提前取得酵素合成法技術？

為什麼原本談好的合作契約，最後卻變成簽專屬授權備忘錄？主要另一家醣基公司，取得本次專屬授權範圍中的一個片段技術的自由授權，此自由授權是由張念慈同意後，而取得的。若自由授權的款，未規範清楚，將來會碰到專利的問題，但與潤雅公司簽約在即，才會想以備忘錄的方式簽署。

技術移轉專業性高，問與答間牛頭不對馬嘴？

本次證人雖然由辯方聲請傳喚，但檢察官對於案情的了解，似乎有待加強。相較於辯方一整個上午的詰問程序，檢察官僅就幾點，提出質疑，如：誰介紹陳淑珍進中研院？成果歸屬需經研管會？等問題。本次開庭審判長嚴然變成檢察官在庭上的角色，而非中立聽審之一方，進行證人詰問時，法官為釐清案件的發生經過，雖當然詢問證人問題，但本件法官不僅在詢問的內容上、態度上，都讓人有一種檢察官坐在法官席的感覺。

在法官詢問的過程中，大概是因為時間的壓力，法官經常質疑證人，未針對問題回答。但因為技術移轉合約，屬於新穎且高度專業的合約類型，固有許多問題並不是可以回答是或否這麼簡單的。另外，在用字遣詞上若帶有價值判斷，證人也無法好好作答。

例如：技轉合約不像一般定型化契約，在簽約協商的過程中，有許多需要由負責人下決定，所以負責人的裁量空間是大的。審判長在詢問證人裁量的範圍時，使用證人是否未詢問過上級，「擅自」更改？「擅自」決定？等詞語。當證人是參考過去的案例，而作出的決定，事實上真的沒有詢問過上級？那麼這樣證人到底算不算擅自決定呢？

我國現在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就是希望脫離過去糾問制度的色彩，讓法官可以成為真正中立的第三方，進行客觀的審判。而本次檢察官雖然蒞庭，卻完全無法達到檢察官追訴犯罪的效果，反而由法官進行主要的證人詰問，訴訟上的三方關係被打破，對被告是相當不公平的。

另外詰問態度上，也是值得大家注意關切的。不論是律師、檢察官或是法官，在開庭審理時，面對證人、被告的詰問態度，是否應更加心平氣和，許多人都是第一次上法庭，對於法庭的運作並不是這們清楚。激動或嚴厲的態度，是否會讓證人在回答時更為膽怯，承受的壓力更大，進而影響到真實的發現呢？

下次開庭，訂於2017年12月20日，早上9點30分，續行審理程序。預計進行翁啟惠研究團隊成員吳宗益的證人詰問程序。就讓《法操》持續關心此案，為您帶來第一手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