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4月至今，鄭性澤案終於進入審理程序，第一次的審理程序，非常的扎實，從早上9點30，一路審到下午的6點鐘，中間除了短暫休庭2次10分鐘外，上午的程序與下午的程序僅間隔半小時，真是審好審滿。

本次開庭傳喚了四位證人，分別為梁漢璋、張邦龍、蕭汝汶、吳銘堂，也就是案發當時同在KTV包廂中的人。鄭性澤的三位辯護律師羅秉成、邱顯智及李宣毅皆有到場，由羅秉成律師進行主要的詰問，再由檢察官進行反詰問。而今日傳訊證人所要證明的事實有那些呢？就讓我們來看看檢辯雙方本次開庭的詢問重點吧！

詰問重點一：槍戰現場人員位置與動作

案發現場為ㄇ字型的包廂，而鄭性澤涉案前提為：「在槍戰的過程中，鄭性澤必須移動位置至另一個人的位置開槍射擊後，再回到自己的原位」，故現場的人員配置與動作就非常重要。經過幾個證人的回答，其實是可以確定鄭性澤在槍戰的過程中並未移動位置，有兩位證人在槍戰的過程中，都與鄭性澤有持續肢體的接觸，整個槍戰過程，並未有任何人移動。且包廂內的桌椅距離，在有人坐在位置上的狀況下，在移動上是有困難的。

詰問重點二：先射酒瓶還是先射天花板

本案除了蘇姓員警外，還有另一位死者羅武雄，他是本案手槍的持有人，也是目前被認為最有可能擊殺員警的人。由於羅武雄在槍戰發生前，就已經先朝天花板及酒瓶開槍。而先後順序會會涉及到羅武雄到底有無將槍交給鄭性澤。辯護人指出，就先後次序與彈頭的比較，其實是可以證明，羅武雄並未將槍交給鄭性澤。

詰問重點三：槍戰過程

有多少警察進入包廂？警察進入後的下一個動作是什麼？包廂內的燈光？槍戰持續多久？槍戰結束後，是否有後續的槍聲？這些問題，檢辯雙方針對每一個證人，都一再提問與確認。大家的證詞幾乎一致，包廂內燈光昏暗，僅有一位員警進入包廂，站在螢幕前方，警方用槍的紅外線在包廂內瞄準，有好幾位證人都表示自己有被紅色光點瞄到。而在一連串的槍聲結束後，並無其他槍聲再起。而這要證明的是，羅武雄並非如初審法院認定，在員警一進包廂就被擊斃，員警並非一進門就知道羅武雄所在位置，羅武雄極有可能開槍殺死蘇姓員警。

詰問重點四：證人受到刑求

鄭性澤受到刑求一直是本案很大的爭議點。而在本次的審理過程中也另外提及了兩位證人被刑求的過程。本次審理，當庭播放警方的秘密錄音光碟，一方面跟證人確認錄音中確實為自己外，在聽錄音的過程中，也可以發現警方多次切斷錄音。依據兩位證人說法，他們都被反手上銬，眼睛被矇住遭到員警拳打腳踢。警方多次切掉錄音，要求證人照員警要的方式回答。由此可證明，證人當時於警詢的證詞，並非出於自己真實的意思。

受國家公權力侵害時：記得蒐證、提告

針對是否真的有刑求，是很重要的關鍵。不論審判長和辯護人，都有針對此對被告提出詢問。本案有一位證人有去驗傷、另一位證人則無。針對驗傷的時間？為何不去驗傷？為何沒有對員警提出告訴？提出疑問。兩位證人皆表示，他們在情感上理解警察因為同袍被殺的氣憤，把他們當出氣筒。而現實層面上，兩位證人其實都不知道應該要去驗傷蒐證，其中一位證人會去驗傷是因為親友的建議。而其中一位證人更明白表示，他不去告警察是因為怕警察。

聽到這裡，在場的《法操》編輯除了覺得驚訝外，也覺得應該要提醒社會大眾，當被國家以不正當的手段侵害，就應該去蒐證，爭取自己權益的保護。就如同當別人傷害你，你會去驗傷提告一般。無須因為害怕國家公權力而退縮，國家公權力是人民賦予給國家的，為的是要保護人民，而非給予國家侵害人民的手段。若遇到不公的事件，記得要蒐證，並提出告訴，以保障自己的權益。

另外，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在知有犯罪嫌疑時，就應該要主動進行偵查。而本案證人如此具體指出刑求的情形，也有檢附有驗傷單情況，檢察官是否該主動出擊，偵辦違法取供的員警。免得讓人民有官官相護的感受。

本次開庭，為了釐清案件的發生狀況，除了讓證人們將自己的座位標示出來，還採用現場模擬當時的動作與座位的方式，現場拍照存證，希望可以讓事實如實的還原。讓整個審理不局限於書面上、口頭上的問答，以更多元的方式，呈現當時最真實的狀況，值得肯定。

檢察官在訴訟的立場上，本就應該勿枉勿縱，對於呈現的證據的可議之處提出質疑，在證據不足的狀況下，也應勇於承認被告是無罪的。經過一整天的審理，檢察官是否有發揮此功能，不經讓人持保留態度，在證人繁多的狀況下，檢察官是否該更加切中核心，而非在已知的事實上繞圈圈，作出無意義的質疑。

而第一次開審理庭，受到各方重視，現場人滿為患，旁聽席大大不足，台中高分院才在下午緊急開設旁邊的第13法庭作為延伸法庭，供旁聽民眾旁聽。每每參與重大案件，都會有旁聽席不足的問題，若能開放法庭直播，相信這樣的問題就可以大大的解決。期待台灣司法可以提供更加公開透明、讓人民容易參與司法的環境！

下一次訂於2017年7月27日，將傳喚鑑定人到庭作證。屆時《法操》也會親臨現場為您帶來第一手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