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奕廷律師（上誠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刑法補教名師易台大）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矚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乃是第一個援用「公民不服從」作為超法定阻卻事由的刑事判決，雖說目前風向毀譽參半，但絕對是我國刑事法學上的重要里程碑。以下就本判決所闡釋的「公民不服從」，提出我的觀察，算是一些心得整理，所以僅點到為止，而且一點都不白話（通篇充斥專有名詞），請見諒。

壹、 判決簡介

本判決簡述「公民不服從」概念的發展過程，始於美國哲學家Thoreau，再經美國政治哲學家John Rawls於「正義論」中闡述其要件，並介紹美國法院提出之判準，以及德國公法學者Ralf Dreier之看法，與德國刑法學者Roxin在其總則教科書內提出之具體要件標準，此外也提及許宗力大法官建構之定義。

本判決綜合前述意見，最終定性公民不服從於刑法體系中是一種「（超法定的）阻卻違法事由」，如吻合下述七大要件，則行為將因欠缺實質違法性而不成立犯罪。要件依序為：

(一)抗議對象係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之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
(二)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之目的為之；
(三)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之關聯性；
(四)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
(五)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之達成；
(六)必要性原則：無其他合法、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資使用；
(七)狹義比例原則：抗議行動所造成之危害須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之利益，且侷限於最小可能之限度。

貳、 阻卻違法與阻卻罪責之分

依照刑法三階層理論，該當構成要件後，尚有違法性與罪責兩個階層待審查，前者確認「行為是否合法？」，後者探討「行為人應否負責？」。且唯有當行為違法時，方有討論行為人應負多少責任之空間；若行為合法，自然也就沒必要討論行為人應負多少責任了。因此若存有阻卻違法事由，則行為合法；若存在阻卻罪責事由，則行為雖然違法，但行為人毋庸對該行為負責。

區分違法性與罪責在刑法學上，至少具備三大面向的意義：第一、法律效果面向（阻卻違法不得發動保安處分與沒收、阻卻罪責仍可）；第二、共犯從屬面向（阻卻違法不得供共犯從屬、阻卻罪責仍可）；第三、正當防衛面向（阻卻違法之侵害不得發動正當防衛、阻卻罪責之侵害仍可）。正因如此，違法性與罪責在刑法學上有重要的區分意義，當審慎以對。

參、 公民不服從概念的廣狹之別

在人民發動抵抗之情形，能否援引任何理由來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而不成立犯罪，有諸多討論。其中一個脈絡將可判無罪之理由統稱「公民不服從」，繼而未對其究竟是阻卻違法或阻卻罪責之特性加以區分，此脈絡下公民不服從算是個大帽子，可說是「廣義公民不服從」。由於英美法系無明確的犯罪三階論，因此會較傾向此類討論模式；同理無三階層思維體系的公法學，也會傾向於此。

另一個脈絡，則聚焦於判決無罪之理由「究係阻卻違法還是阻卻罪責？」，並為公民不服從尋找明確定位，此脈絡下的公民不服從是一種「狹義公民不服從」。鑑於大陸法系的刑事法學多遵循犯罪三階論審查，自然會詳加探究公民不服從的屬性：究竟是行為自始合法？抑或是行為雖然違法、但行為人毋庸負責？

單就刑法學的討論而言，「狹義公民不服從」概念毋寧較為精確，且可連結違法性與罪責的區分實益。但其實這兩個討論脈絡並無扞格，我們無妨將「廣義公民不服從」改稱作「抵抗阻卻事由」，性質上兼含阻卻違法與阻卻罪責事由兩者（甚至還可以納入限縮刑罰事由）；至於「（狹義）公民不服從」是屬於「抵抗阻卻事由」的哪一種下位概念，則可從中詳加分析討論。

肆、 作為「阻卻違法事由」的抵抗阻卻事由

重在「行為本身合法與否？」的討論，因此審查上多會呈現「手段－目的關聯性」的特徵（類似比例原則的思考），且可具體化為三種類型。

一、 抵抗權：取材自德國憲法§20Ⅳ，用以抵抗「敵人對基本憲法秩序的全面攻擊」。客觀要件以「面臨基本憲法秩序的全面攻擊」為抵抗情狀，再以「維護憲法秩序的最後必要手段」作抵抗行為；主觀要件必須具備抵抗意思。

二、 類似緊急避難：認為「為國家主張緊急避難」法理上並無不可，只不過並非依循法定的緊急避難，而是超法定的「類似緊急避難」。客觀要件與傳統緊急避難相較，類似避難情狀的「保護對象」兼含岌岌可危的環境污染與體制失靈的憲政民主危機，「危難緊急性」也稍微寬鬆，可以是針對未來危難的預先防範。類似避難行為部分依舊要求「足以排除危難的最小手段＋符合利益衡量之手段＋非權利濫用」，與緊急避難並無不同。主觀上必須具備類似緊急避難意思。

三、 可罰違法性理論之相對輕微型：源於日本的可罰違法性理論，用以處理侵害法益十分微小的情形（＝絕對輕微型），專門適用在「追求極度正當目的下的抗爭行為」。客觀上要求「目的正當性」（所追求的目的必須絕對正當，例如爭取勞工權益、反對環境開發等），以及「手段正當性」（也就是所使用的手段必須是達成該目的的合理手段，至於是否為必要最小手段，則不在考量範圍中）；主觀上行為人必須具有前述事實的知與欲。

伍、 作為「阻卻罪責事由」的抵抗阻卻事由－（狹義）公民不服從

當國家以法律方式決定某些特定措施（＝代議民主的展現）時，不能又同時宣示這類公民不服從的反抗（＝部分直接民主的展現）是一種合法手段，否則國家將陷入自我矛盾中（到底要聽哪一個民主？），並使民主多數決原則完全失效（我們憲法不是以代議民主為原則嗎？）。

這條思維路徑雖不能導出阻卻違法的結論，卻將公民不服從法理直接作為阻卻罪責的依據，專門針對國家「個別」的不法決定來反應（相較阻卻違法的抵抗權，是專門針對國家「全面」的不法決定），繼而降低甚排除至行為人的可非難性。

因此，當人民發動抵抗而該當構成要件，卻於違法性階層不符抵抗權、類似緊急避難或相對輕微型之要件時，就只能在罪責階層依「公民不服從」法理阻卻罪責。換句話說，該行為仍屬不法、只是行為人毋庸負責。

陸、 適用於本案（代結論）

判決援引公民不服從並作為阻卻違法事由，雖看似與上述見解相左，但不排除是在「廣義公民不服從」的脈絡下討論，因此實際上是「類似緊急避難」或「相對輕微型」的具體操作（於此排除抵抗權的情形）。這由判決所建構的七大要件中，充斥目的正當性、適當性、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等原則，可知根本就是「手段－目的關聯性」的比例原則審查，在在突顯違法性階層的特徵。

至於本次事件，究竟適合用違法性還是罪責階層來處理呢？

請注意，公民不服從作為阻卻罪責事由的前提是：民主多數決原則因陷入自我矛盾而失效，至於自我矛盾係起於兩套民主的互相衝突（代議民主vs.部分直接民主）。可悲的是本事件並不滿足前提，因為佔領活動所反抗的國家行為，從未經國會授權的簽署協議一直到重大違反程序的存查宣告，都不是以合憲方式形成的多數決定！既然根本不存在「合理運作的代議民主」，遑論兩套民主間的對立！

結論是：太陽花學運所涉刑責，直接透過「類似緊急避難」或「可罰違法性理論之相對輕微型」阻卻違法即可，毋庸援引（狹義）公民不服從阻卻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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