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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by kent Chuang[/caption]
文／法操司想傳媒
時間：105年8月30日 9:30
地點：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第19庭
今日開庭，被傳喚的被告有林飛帆、賴品妤、林楷翔。林飛帆約於開庭前20分鐘就已抵達，賴品妤則是遲到了30分鐘，林楷翔則是人在印度留學，並未到庭。而今日法院也傳喚了兩位員警前來作證，但《法操》認為，此舉對於案情的釐清，幫助實在不大。
時隔兩年多，大家也都已經淡忘此事。比起2016年6月14日時，隔了十四個月後再度開庭的大陣仗媒體採訪，今天法庭上，旁聽的民眾只有一、兩位，現場似乎也沒見到其他媒體。
負責證明犯罪的，不是檢察官嗎？
今日法院主動職權傳喚了兩位員警前來作證，也許民眾會疑惑，法院不是應該立於公正第三人的地位嗎？為什麼不是當事人聲請傳喚呢？
刑事訴訟法於91年修正公布之前，沿襲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法律規定檢察官有「舉證責任」，但也要求法官應「依職權調查證據」。實務操作上，若檢察官舉證不足，法官就必須全程主導證據調查，主動蒐集對被告不利的證據。若案件發展至此，將會導致法官與檢察官的權責分際產生嚴重混淆，更讓人民懷疑：法院可能帶著「有罪推定」的心態，在審理案件。
修法後，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要求檢察官應就被告犯罪事實，負實質的舉證責任。法官只在事實真相有待澄清，或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以及被告重大利益時，才能發動職權調查證據。換句話說，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僅為補充性質。
而本次庭期，法官主動依職權調查證據，傳訊兩位員警作證，想釐清當時現場的狀況。這樣的做法，是否也反映了本案檢察官在起訴時，蒐證根本就不完全呢？
法院的調查方法，也一樣不適宜
既然法官已經動用職權，主動調查證據了。《法操》認為，法官的調查方法可以再更有效率一點。時隔兩年多，兩位員警對於當時的狀況，其實都已經記憶模糊，法官卻在這個時候才傳訊他們來問當時發生的細節。
其中一位律師在補充詢問時，就特別問證人：「如果你所述與影片不符，是否以影片為準？」證人也點頭稱是。對此《法操》不免納悶，既然今年6月14日當天就已經勘驗過現場影片，以釐清被告有無煽惑他人犯罪之行為，如果還是有事實部分無法釐清，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有疑問的部分，選擇再行勘驗，難道不會更有實質效益嗎？
而人的記憶力會隨著時間而消退，事隔這麼久，連證人也說如果他的證詞與影片不符，還是以影片為準，那又何必再請證人來當庭問話呢？這樣的做法，不就顯得很沒效率嗎？完全耗費了龐大的人力、物力成本，卻徒勞無功。
強烈建議，北檢撤回起訴
時至今日，若本案中檢察官一直拿不出強而有力的證據證明被告有罪，為何不依刑事訴訟法第269條第1項的規定撤回起訴呢？如今只是不斷地消耗時間，讓司法資源空轉，不僅浪費當事人的生命，也浪費了審理的司法資源。
如果北檢真認為被告有罪而起訴，就應積極蒐證，儘速證明有罪，如今如此低效率的審理，不僅讓人再度質疑，當年起訴太陽花一案，是否也僅僅只是政治懲罰，而沒有任何犯罪事實呢？
因此，《法操》認為，檢察官應勇於任事，撤回起訴，不再讓司法資源空轉，為太陽花一案設下一個停損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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