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法操司想傳媒
時間：105年8月16日 9:30
地點：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第19庭
2016年8月16日太陽花立院案審判庭，傳喚時任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副分局長李權哲到庭作證。不同於上週開庭只有一位旁聽民眾，今日開庭，民間司改會邀請十餘位大學生到庭聆聽。
證人方仰寧、李權哲，與被告蔡丁貴對質詰問
審判長彭慶文法官將兩人隔離詢問，先詢問方仰寧、再詢問李權哲。對於2014年3月18日兩人當時的權責劃分，兩人的證詞一致：分局長方仰寧，授權副分局長李權哲於現場全權指揮，李權哲於執行警察職務前，先請示方仰寧、事後也有回報，都是透過無線電和手機。至於何謂「授權」，審判長表示，這部分則由法官進行裁決。
而對於2014年3月17、18日兩日立法院大門口現場的執法狀況，方仰寧表示，3月18日蔡丁貴固然有申請集會遊行，但是申請的時間結束後，人群並未散去，而稍晚，就發生了318重大治安事件。
四次舉牌警告情況：李權哲皆記憶清楚
李權哲曾對蔡丁貴進行四次的舉牌警告，每次舉牌後，都會透過無線電向勤務指揮中心回報。受命法官文家倩詢問李權哲，李權哲說自己受到方仰寧授權，「授權」內容具體為何？何以認定蔡丁貴為現場的指揮？每次舉牌的判斷依據為何？現場發生了什麼狀況？
李權哲表示：方仰寧授權他依照集會遊行法的規定，對於違法集會予以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而蔡丁貴在立法院大門口現場，以麥克風指揮群眾、並自稱為行動指揮，所以認定他是現場的指揮。
警方第一次舉牌，是因為蔡丁貴在現場以麥克風指揮民眾爬牆，當時民眾也正在爬牆；過了二十分鐘，第二次舉牌，因為民眾依然在爬牆；第三次舉牌，是現場民眾與警察發生推擠拉扯的情事；第四次舉牌，則是民眾除了和警察發生推擠拉扯、更進一步包圍員警。李權哲表示，當時現場的警察人數五、六十人（相當於一個分隊），並不足以控制現場情況。
方李二人，皆確認由「方仰寧授權李權哲指揮」
法庭現場觀察時任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分局長方仰寧（現已調至屏東服務）與副分局長李權哲對於法官、檢察官、律師的詢問，都對當時現場的具體客觀事實，予以清楚答覆（方仰寧甚至「字字珠璣」，將自己的證詞一字一字說明，讓書記官逐字記錄），因此，法官、檢察官、律師，皆未對他的證詞再進一步地「追問」與「釐清」。而對於證人的陳述，被告蔡丁貴在現場並無表示意見。
不同於2016年8月9日任保安、黃智源兩位員警，對於當時的事發經過總表示「不記得」，方仰寧僅對四次舉牌的時間間隔表示「不復記憶」，而李權哲在作證的過程中則是從未表示「不復記憶」。
方李二人，在法庭上不急著辯護、不顧左右而言他，多次直言「是我授權的」、「是我指揮的」，承認當時現場係由兩人握有指揮調度權力。而在法庭上所談，也均是警察職權如何行使，而且兩人都力求明確。
對於三一八學運當時立法院門口現場的警察職權行使範圍，方仰寧與李權哲兩人的說法一致。兩人於法庭上，皆表示是由「方仰寧授權李權哲指揮」。
員警執法的兩難：法治界限與良知的抉擇
《法操》認為，本案對於「警察職權行使的授權範圍」與「執法客觀層面的事實」，應要有清楚釐清。尤其是在318事件、甚至後續的324行政院驅離事件當中，警察往往只是服從上級命令或揣摩上意，進而做出侵犯人權的行為。
這時，他們面對執法的兩難，一邊是上級長官的命令和指示，另一邊是法治界限和自己的良知，警察應該如何抉擇？又是否要為了他們的行為負上道德和法律責任？雖然這個問題，並不是太陽花案的爭點，但從整個事件來看，卻是最核心的問題，也值得法院和所有人深思。
參考法條：
集會遊行法第25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該管主管機關得予警告、制止或命令解散：
一、應經許可之集會、遊行未經許可或其許可經撤銷、廢止而擅自舉行者。
二、經許可之集會、遊行而有違反許可事項、許可限制事項者。
三、利用第八條第一項各款集會、遊行，而有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四、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者。
前項制止、命令解散，該管主管機關得強制為之。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九條：
警察對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管束：
一、瘋狂或酒醉，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
二、意圖自殺，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
三、暴行或鬥毆，非管束不能預防其傷害。
四、其他認為必須救護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非管束不能救護或不能預防危害。
警察為前項管束，應於危險或危害結束時終止管束，管束時間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並應即時以適當方法通知或交由其家屬或其他關係人，或適當之機關（構）或人員保護。
警察依第一項規定為管束時，得檢查受管束人之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諮詢
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