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庭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檢察官作為起訴犯罪嫌疑人的原告，必須擔負起提出證據的責任。然而，檢察官也兼具維護社會公益的角色，並不是一味的要將犯罪嫌疑人定罪，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但要是檢察官只看到對被告不利的部分，會發生什麼事？

《聖誕玫瑰》是2013年上映的港台電影，由郭富城、桂綸鎂、張震主演。故事描述一位下身癱瘓的鋼琴老師李靜，在一次身體檢查時，疑似遭主治醫師周文瑄性侵，富有正義感的陳志天檢察官將周文瑄起訴，並與被告方律師展開激烈交鋒。

醫師疑似性侵病人 法庭見真章

電影一開始，快速的交代事件的經過。當周醫師在幫李靜做身體檢查時，並沒有護士或第三人在場，一直到護士回到診間時，才看到行動不便的李靜摔倒在地，表情痛苦。接下此案的陳志天，自幼因看到身為律師的父親妥協權勢，並犧牲當事人利益，使他嫉惡如仇，並投身檢察官的職業。

在法庭上，與陳志天交手的是聲勢看漲的年輕律師薛肇文，薛律師先是主張被告所做的是基本的身體檢查，而下體檢查本就會有下體接觸，從未有過性經驗的李靜，可能是混淆身體檢查和性侵的不同。此外，薛律師又主張從護士的證詞中，李靜並沒有在當下求助，而其他在診間外聽到的聲音，也可能是電視連續劇的聲音，而非李靜的求助聲。

另一方面，陳志天從李靜的證詞中，還原事件的經過，並調查到周醫師有多次通話與邀約李靜的紀錄，顯示周醫師對李靜有超越醫病關係以外的情感。法院一審認為周醫師有罪，並入監服刑。但一直堅持自己無罪的周醫師，和陳志天後來發現李靜的不尋常行為和情感，開始動搖陳志天一直認為周醫師絕對是「加害人」的信念。

媒體渲染力強 影響無罪推定

這部片作為一部法律電影，有相當篇幅的時間放在法庭的攻防，尤其香港法律制度沿襲過去英國殖民的普通法（英美法）體系，所以精彩程度還頗有美國法庭劇的風味。而既然是以刑事案件作為主軸，這部片並未涉及太困難的法律，卻點出不少刑事訴訟法重要的精神，值得探討。

首先，薛律師第一次與周醫師見面時，就直接點出這起案件對周醫師非常不利，因為媒體報導後，社會輿論壓力肯定先行而來。這樣的場景，在台灣並不陌生，往往一起重大案件曝光，加上媒體的渲染，明明只是偵查階段的嫌疑人，甚至都還沒被起訴，就已經被廣大民眾認定為兇手。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偵查，不公開之。」目的是為了保護嫌疑人、被害人的名譽和隱私，而且如薛律師對周醫師所說：「法庭會先假設你無罪，然後由檢方舉證你的罪行。」這就是「無罪推定原則」。在法院作出有罪判決前，被告都應被假設是無罪之人，更不用說偵查階段的嫌疑人，當然也該被無罪推定。

雖然這部片的設定並非偵查階段，但可見在法院判決以前，媒體就可能對被告產生很大的影響力。雖然偵查不公開拘束的對象是司法人員，因此媒體並非不能報導，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貫徹偵查不公開原則，媒體的資料來源又是從何而來？而即便最後嫌疑人是清白的，媒體不斷播送的形象，早已造成無法回復的傷害。

詰問證人有限制 不得假設或誘導

另外，在法庭檢辯雙方防進行時，會不時看到一方在詰問證人時，另一方會跳出來「Objection（異議）！」這通常是因為詰問方式不當，例如提出假設性的問題、與案件明顯無關、不合法的誘導、抽象不明確的詰問等情況，對造就可以聲明異議。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6條之7就有規定共十款不得詰問之情形，對照到本片檢辯雙方所提出的異議，縱使法律不同，情況也是相吻合的。

從陳志天和薛律師的提問中，可以看見雙方是如何得到有利的證詞，這是一種訴訟技巧的展現，也可說是這部片精彩的地方。其實，在一審辯論過程中，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診間發生什麼事。陳志天過度相信李靜所說的話，導致對事實的誤判，身為檢察官應對被告有利、不利的部分一併客觀注意才是。

這部片不僅是法律電影，也對人性有諸多琢磨的部分，身體癱瘓的李靜作為弱勢方，容易使人先入為主的，將矛頭指向具社會地位的醫師。但隨劇情推演，不僅是打破既有印象的設定，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行為背後，都可能摻雜更多無法想像的原因，而這些都是該被注意和同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