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想評論】從黨國體制談司法獨立
照片來源：蘋果日報近日法官法修法爭議吵得沸沸揚揚，而因為法官法的內容對法官的審判、業務與生活有著龐大影響，而法官代表的又是政府當中最強調中立與獨立的司法權。因此法官法的內容應該怎麼修，往往帶來極大的爭議，進而導致我國法官法遲至2011年才正式制定。 而在法官法的條文規定當中，有一條看似習以為常的規範，也就是法官法第15條，規定法官「不得參加任何政黨、政治團體及其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政治團體者，應退出之」。
這個條文乍看之下言之有理，畢竟憲法第80條已經明文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之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法官法不過是把這個「司法獨立」的帝王條款落實而已。然而，若我們回顧台灣過往的歷史洪流，就會發現單是「司法獨立」這個看來理所當然的法治國基本觀念，在我國歷史上卻有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落實，進而影響了法官在社會大眾中的形象。
訓政與黨國體制
相信很多人對一句話耳熟能詳：「法院是國民黨開的。」再加上1997年電影「黑金」等電影的渲染，使得部分民眾對法官仍存在著「服務權貴」的刻板印象。 當然，撇除部分自甘墮落的不良法官，法院並不真的是國民黨開的，電影的描繪也有些許誇大。但司法體系與國民黨的淵源，確實還是有著值得我們斟酌的千絲萬縷。 以前高中上三民主義課的時候，都會聽到所謂建設國家的三階段：軍政、訓政以及憲政。而事實上，在民國初年、國民黨統一全國後，國民黨確實依照這個步驟，在全國實施訓政的政策。
訓政政策簡單講就是以黨領政，由國民黨帶領政府機構，指導人民和社會體制適應憲政的運作，以便未來全面施行憲政。在這樣的指導原則下，便會將國民黨的組織深入設置在各個政府機關內，在組織、人事上強化政府機關人員與國民黨的連結，甚至政府的決策，也必須先經過黨組織的審核或首肯。這套所謂的訓政體制，是向共產黨借鑒而來的，所以如果我們看向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就可以稍微想像當年國民黨訓政的概貌。 在中國幾乎每個政府機構內都設立共產黨黨部或組織，由黨部組織審核、監督政府機關的施政，是否有違背黨意的情形。
也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全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黨部主管的地位凌駕於政府機關主管。例如作為中國元首的「國家主席」一職，長年來都是由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人擔任，而非國務院總理(中國政府首腦)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等人。另外在各級地方政府中，人們也都知道，市長或縣長並不是最大的，黨部書記才是真正「喊水會結凍」的那個人。 在這套以黨領政的主旨指導下，黨與國家組織結為一體，也就成了我們後世所稱的「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下的司法
黨國體制下，國民黨組織幾乎是滲透進所有的國家政府組織當中，代表司法權的法院與檢察署自然也不例外。根據學者的整理（註），國民黨對於司法權的黨國化，並不像行政權或立法權那麼明目張膽，主要是透過「黨人化」與「黨義化」兩個方向完成。 所謂黨人化，就是從人事上著手，推動法官與檢察官入黨，或者促使黨員進入法院與檢察體系。其中推動法官與檢察官入黨的部分，主要是從司法官訓練這個環節切入，也就是在司法官訓練的課程中，遊說受訓的準司法官們加入國民黨。某程度上，似乎可以想像成於男人們共同的回憶：「加入國軍，開啟人生無限可能！」另一方面，國民黨為了讓更多黨員可以進入司法體系，鞏固國民黨對政權的控制，因此為黨工轉任司法官特別設置遴選辦法，同時結合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戰時體制。使得許多擔任國民黨特務、調查員的黨工，能夠依據量身打造的條件，直接與其他考試通過的準司法官一同受訓，成為「戰時檢察官」，甚至在戰後直接轉任一般司法官，開闢一條黨工變司法官的康莊大道。
當然，以上都是有被明文化的黨國制度，至於其他黨國思維下，國民黨身份對於錄取和升遷的影響。例如非國民黨員或曾經質疑過國民黨的人，是否在面試時比較難通過？或是有國民黨身份的人，比較容易升官等等，則只能說不無可能。但事實上，司法權的高層，諸如院長、秘書長等人，確實大多具備國民黨黨員身份。
至於所謂黨義化，則是在司法官訓練的課程中，強調國民黨的黨綱與精神，在既有的法院組織中，辦理「黨義研究會」作為考績評估的一環，甚至將黨義直接解釋成法律的一環。例如在早期，就曾有「反對民國者的生命不受法律保障，所以殺死賣國者根本不是殺人，而無需動用正當防衛或特赦等手段之必要」的論調。然而，根據後世的評估，司法黨義化的成效並不佳，但至少成為了司法黨人化的輔助。也就是在強調國民黨精神的耳濡目染下，使得更多司法人員願意加入國民黨，也潛移默化地強化了法官與檢察官對三民主義的認同，進而使得政治性判決的結果，幾乎都可以符合國民黨的預期。
司法獨立
儘管國民黨對於司法權的掌控，並不如對行政權及立法權那般直接且全面，但在歷經抗日戰爭、動員戡亂以及戒嚴等數十年的歷程，仍然取得相當的成效。 法院內部大抵存在黨部或類似黨部的「政治小組」，而許多法院或檢察署的高層，往往會兼任該地區的黨部主委、幹部，或是與黨部保持密切聯繫。儘管法院內的黨部或政治小組，並不會直接了當地介入個別案件，但黨政人士透過個人關係關切，再透過司法權高層干預的情形仍然存在。而既然這些個人關係大多是透過黨政合一體制建立起來的，我們自然不能說國民黨對司法的影響不存在或不重要，甚至可以說國民黨對司法權的掌控和滲透方式，是更加幽微、難以覺察的。
誠然，在這樣的氛圍之下，雖然前司法院長林洋港在90年代一再強調，司法院已經下令法官不得參加政黨活動，而且在法院內已經幾乎沒有黨部組織的活動。但是長年以來的黨化司法行動，所造成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是否導致當時的法官、檢察官心中仍然存在一個「小黨部」？甚至影響到現今的法院與檢察署文化，依然是值得玩味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或許就不難理解，憲法上的法官獨立規範，在我國有很長一段時間是被架空的。而法官法的規定，毋寧說是立法上正式宣示司法獨立的必要性，也對於黨化司法歷史的嘗試修正。 （註）就黨國體制對司法的滲透方式，本文主要參考學者劉恆妏發表於《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4期(2019年3月)第1-86頁的文章【戰後台灣的「黨化司法」——1990年代之前國民黨對司法人事的制度性掌控及其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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