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想評論】戰後初期的司法事件與二二八
圖:學生揮舞國旗歡迎國軍部隊抵台/翻設至網路https://goo.gl/AGXfTe
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大家都說是從一包私菸開始的,後來演變成激烈的省籍衝突,台灣進入了白色恐怖時代。但這樣的說法,已經不合時宜了。透過研究與了解,228絕對不是省籍衝突這樣單一的理由,背後有著複雜深遠的歷史情結。
2018年2月26日,台北律師公會人權委員會,特別邀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薛化元教授,講授戰後初期的司法(事件)與二二八,在這場演講薛教授將針對當時複雜的歷史情結細細說明。
陳儀想學日本統治台灣,但卻忽略的中國與台灣的差異
1935年,正逢日本統治台灣40年,於台灣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中華民國政府派代表團來道賀。當時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是時任福建省省主席的陳儀,在此趟旅程結束後,陳儀向中國政府報告,認為日本統治台灣的經驗是非常好的,應該依循辦理。
在日本戰敗後,台灣人民歡天喜地的迎接光復,期待著與自己同文同種的中華民國政府。而中華民國政府認為終於戰勝日本,救回同胞。但雙方都忘記了一個既存的事實,台灣已經接受日本統治長達50年。當中華民國政府軍到台灣一下船,發現自己的同胞不但講著日文,還穿得跟日本人一樣,當台灣人以自己的想像迎接著中華民國的到來,在這樣的期待落差下,埋下了複雜的歷史情結。
而陳儀依當訪查日治時期台灣所得的結論,延續日本的統治策略,實施菸酒專賣,因為菸酒專賣為國家帶來大筆的財富。當時台灣是中國前三大富庶的地方,為了支援中國,台灣的經濟必須維持下去。陳儀為了不讓中國的通貨膨脹影響台灣,向蔣介石申請,台灣不用中國的法幣,改用台幣。
雖然陳儀的初衷是希望台灣的經濟可以獨立,以支援中國。但由於官方匯率的制定錯誤,導致了台灣通貨膨脹日漸嚴重,民不聊生。在菸酒專賣政策上,政府查緝私菸,也引發了228的導火線,查緝員打傷婦女林江邁。
228事件爆發前的2件司法案件
一是「員林事件」,二是「王育霖偵辦新竹市長涉嫌貪瀆案」。這兩個案子都進入了法院,但都因為行政單位不配合調查,而爆發衝突。「員林事件」本來只是鹿港警察局肢體衝突,但因為誣陷等問題,演變成傷害罪告訴案,又因為員警拒絕接受調查,甚至還讓警察包圍法警,最後開槍射傷法警。
而「新竹市長涉嫌貪瀆案」,也起因於市長郭紹宗不願到庭接受偵查,甚至還恐嚇偵辦的王育霖檢察官。王育霖檢察官不畏強權,仍親自指揮逮捕。但郭紹宗早就安好埋伏,暗地調配警察持械包圍王育霖檢察官,並在混亂中搶走搜索票、卷宗等,王育霖因此辭職。
這件事讓王育霖對於當時台灣的司法體系非常失望。也因這件事讓王育霖得罪了當局人員,228事件爆發後,雖然王育霖並沒有參加任何的活動,但還是6個便衣憲警帶走,受盡酷刑和折磨於1947年3月被殺,目前屍首仍未尋獲。而當時參與員林事件的調查的吳鴻麒法官、辯護人及聲援的人林連宗、施江南、廖進平、宋斐如、童炳輝也都因此遭到清算。
面對228:最大的悲劇,強把自己的歷史記憶變成別人的歷史記憶。
在此次演講的一開始,薛化元教授率先提及,他現在所講述的228絕對不是228的全貌。許多人曾質疑,薛教授的數據都親官方,但薛教授從歷史學的角度,當AB有歧異時,若B也認同A所述為真,這樣的這件事為真的可能性就會更高,這是歷史學的邏輯。所以在討論228事件時,歷史學者都會以較保守的證據出發。
大家應該還記得,當初政府在慶祝對日抗戰勝利,有許多人表示這不是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薛化元教授表示,每個人因為成長背景的不同,歷史記憶也會不同。對於在日治時期移居中國的台灣人,他會認為當時在抗日;但這樣的歷史記憶不可能發生在日本統治時期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身上。
「二戰時期,有哪個國家轟炸台灣?有一位老師很堅持答案是日本。」這是薛化元教授在演講時說到的一個例子。這樣的歷史記憶是真的記憶嗎?薛教授表示,這些是歷史記憶現在已經不是真正的記憶,已經是教科書的記憶。
展望228:歷史可能會退步,但我們絕對不要重蹈覆轍!
面對未來,薛化元教授表示228基金會能作的,是繼續進行調查,找出更多228事件的受難者。但在這個過程中,薛教授也深深感受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原因在於真相發掘的困難重重。除了在檔案解密的限制,還有受害者家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害者家屬。
雖然,現在已經有許多資料公開,但還有更多檔案資料尚未公開,或是根本找不到資料。資料是否真的會公開,也存在著種種的不確定性,會不會在解密被銷毀,未解密的檔案有沒有可能因為「密不錄由」,就從網路目錄下架,這些都是薛教授所擔憂的。
對於228事件,我們認清一個事實,人類的歷史是可能退步的,但千萬不要重蹈覆轍。在演講的最後,薛化元教授表示,在轉型正義上,法律的保障是重要的,但法律保障的背後,要有相關的配套,不然就會阻礙事實的釐清。薛教授更提醒所有的人,雖然理論上是天賦人權,但保障人權需要人民的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