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操司想傳媒

當我們在新聞中看到「因超過追訴期，加害者無法被起訴」的報導時，心中總會湧起一股無力與憤慨。對於兒少性侵害的受害者而言，童年的陰影往往需要耗費大半生的時間去治癒，但過去僵硬的法律時效，卻常在他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面對時，澆下一盆冷水。

為了強化兒少被害人的司法救濟保障，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了《中華民國刑法》第 80 條修正案。這項重大的法規變革，明定未成年性侵害案件的追訴期，在被害人滿 20 歲以前都「不計入」時效流逝。這意味著，國家的制度終於願意停下腳步，等待那些受傷的孩子長大。
 

在深入探討這次修法前，我們得先了解什麼是「追訴權」。

簡單來說，追訴權是指國家公權力（主要是檢察官）發動偵查、起訴並追訴犯罪的權利。根據《刑法》第 80 條的規定，追訴權並不是無限期的，而是依據犯罪最重本刑的高低，劃分為 30 年、20 年、10 年、5 年等不同的時效。一旦超過了這些法定期限而未提起公訴，國家的追訴權就會消滅，法院也無法再對加害者進行審判。

但為什麼只因為時間過去就放過這些人？

從法律設計的初衷來看，追訴權時效的建立主要基於兩個考量：

1.法安定性與社會修復：立法者認為，若一個人在犯錯後隱姓埋名、洗心革面，過了幾十年都安分守己，那麼再度挖掘當年的罪行，對現有穩定社會秩序的破壞可能更大。

2.證據流失與訴訟效益：隨著時間推移，證人記憶模糊、關鍵物證滅失，法院很難確保審判的公平與正確性。

然而，這項原則並非不可動搖。在 2019 年的刑法修正中，便新增了「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發生死亡結果者」不受追訴權時效限制之規定。這代表像殺人罪這類剝奪他人生命的極端重罪，加害者是無法靠著「躲得夠久」來逃避法律制裁的。

兒少性侵害犯罪的隱密與特殊性

那為什麼「兒少性侵害」也需要特別調整時效計算？因為這類犯罪具有高度的隱密性與特殊性。

許多兒少性侵案發生在家庭、校園或封閉的安置機構中。案發時，被害人身心發育尚未成熟，可能根本無法充分理解自己遭受了什麼侵害，更遑論行使法律權利。更殘酷的是，加害者往往利用權力不對等（例如師生關係、長幼尊卑）或威脅恐嚇，迫使年幼的被害人選擇沉默。

根據監察院先前的調查，國內發生多起性騷擾與性侵害案件，受害者在成年後勇敢揭露幼年被害情事，卻無奈發現已逾刑事追訴期。其中一起案例，一名 40 多歲的女子在幼時遭受性侵害，經歷了長達 30 多年的痛苦掙扎與漫長的心理復原，終於鼓起勇氣尋求司法正義，卻在法律門前被無情拒絕，只能眼睜睜看著行為人繼續逍遙法外。

這並非個案。監察院引述澳洲全國兒少性侵調查報告指出：「在兒少時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平均需要跨越 24 年的漫長歲月，才首次有辦法說出自己的受害經歷。」

過去的法律統一以「犯罪發生之日」起算時效，完全忽略了受害者在童年受創後，平均需要 20 到 30 年來重組破碎的心靈。當他們終於有能力與勇氣開口求助時，法律卻告訴他們「太遲了」，這無疑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修法後的重大改變

修法後，未成年性侵害案件的追訴期，在被害人滿 20 歲以前都「不計入」時效流逝。換句話說，追訴權的時效時鐘，在被害人成年（滿 20 歲）之前是處於「暫停」狀態的，直到被害人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後，時效才開始滴答倒數。

此外，修法也兼顧了「程序正義」與「即時保護」，明定「溯及既往」的適用原則：只要目前案件的追訴時效在新法施行時尚未結束，就能一體適用新制，直接獲得時效扣除的保障。

這次的修法，是台灣在兒少人權與司法正義上跨出的關鍵一步，它不僅僅是法條的更動，更是國家給所有曾受過傷的孩子一個遲到、卻無比堅定的承諾：「別怕，等你準備好了，正義依然在這裡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