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人畫畫研究室 One man studio
文／法操司想傳媒

「這個國家的法院不應該是爭議開始的地方。它們應該是替代性爭議解決方法被考慮和嘗試之後，爭議結束的地方。」

"The courts of this country should not be the places where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egins. They should be the places where the disputes end after alternative methods of resolving disputes have been considered and tried."

美國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珊卓拉·戴·奧康納（Sandra Day O'Connor），不論在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期間或是退休之後，始終是「替代性爭議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簡稱 ADR）的堅定倡導者。

這是由於在任期間，目睹了美國訴訟案件量爆炸性增長所帶來的正義延遲與資源耗竭。奧康納大法官主張，法院作為國家最終的裁決機構，應集中資源處理涉及重大法律或憲法意義的案件，而非被無數細小紛爭淹沒。

ADR 機制，包括「調解」和「仲裁」，正提供了一條繞過冗長訴訟程序的道路。調解協助當事人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有助於修復關係；仲裁則提供專業、快速且具拘束力的判斷。透過 ADR，當事人能夠掌控爭議的解決過程，大幅提高效率並降低成本。奧康納大法官的願景，是將法院從「解決爭議的初級戰場」轉變為「非正式解決途徑失敗後的最終堡壘」。

將奧康納大法官對於司法負擔過重的警示，投射到當前的台灣司法系統，我們可以看到驚人的相似性。近年來，無論是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民事、刑事訴訟的案件量都呈現爆炸性的成長，這股壓力正從根本上衝擊著台灣的司法運作與公信力。

首先，法官過勞與人才流動成為最直接的挑戰。龐大的案量導致法官長期處於高壓、過勞狀態，不僅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品質，更使得年輕法官的離職率不斷增加。經驗豐富的法官人才流失，導致司法隊伍的經驗傳承出現斷層，難以確保審判品質的穩定。

其次，法院系統陷入了令人憂慮的「訴訟時間黑洞」。由於案件積壓，審理時間被不斷拉長，尤其在複雜的商業糾紛或涉及情感、財產分割的漫長家事案件中，當事人往往身心俱疲，卻仍對「正義遙遙無期」。遲來的正義，等同於正義的實質缺席。

最終，這一切的連鎖反應正逐步導致社會信任的侵蝕。當法官因長期疲勞而難以維持最佳的專注度時，審判品質便可能受到影響。這種品質上的不穩定性，進一步加深了民眾對於司法效率與公正性的疑慮，最終對整個社會對司法體系的信任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台灣雖然已在許多領域推行了 ADR 制度，例如法院強制調解、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等，但在社會大眾的觀念中，「告上法院」卻仍是解決爭議的第一選項，而非最後手段。

奧康納大法官的名言，是對司法效率與正義平衡的深刻呼喚。法院作為守護社會底線的機構，必須保有其純粹性與資源，去處理那些真正無法妥協的爭議。當台灣能讓 ADR 成為民眾心中「解決爭議的起點」，而將法院視為「爭議的終點站」時，我們才能實現一個更有效率、更具人性化的現代司法系統，讓正義不再因漫長等待而失色。

珊卓拉·戴·歐康納小檔案（整理自WIKI）

珊卓拉·戴·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在1981年受雷根總統提名為大法官，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她在許多議題上常扮演關鍵的票數，例如支持女性墮胎權。因曾罹患乳癌，所以也致力於提升大眾對於乳癌的認識。於2006年從最高法院退休、2009年獲時任總統歐巴馬頒發「總統自由勳章」。

歐康納大法官於晚年被診斷出罹患失智症，於2018年完全退出公眾生活，在2023年12月1日與世長辭，享耆壽9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