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操司想傳媒

八仙事件發生後，受害者向士林地檢署提出告訴，認為派對活動主辦人呂忠吉、八仙董事長陳柏廷、八仙總經理陳慧穎、八仙行銷總監林玉芬，以及活動配合單位瑞博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掛名負責人周宏瑋、硬體大包商東世多媒體傳播公司負責人邱柏銘、小包商千祥舞台特效有限公司特效人員廖俊明、呂忠吉友人沈浩然，以及在派對噴撒粉塵的工讀生盧建佑等九人，涉犯《刑法》第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死、第284條第2項後段業務過失重傷害、第284條第2項前段業務過失傷害以及第173條第2項失火等四罪嫌。

去年10月16日，士林地檢署僅起訴呂忠吉一人，今年4月26日，士林地方法院則判決呂忠吉犯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4年10個月。而陳柏廷、陳慧穎、林玉芬、周宏瑋、邱柏銘、廖俊明、沈浩然、盧建佑等八人均未遭起訴。目前告訴人聲請不起訴處分再議中，認為檢察官也應該起訴陳柏廷等八人。

起訴、不起訴，究竟有何根據呢？《法操》在此為各位讀者簡單評析，關於本案，檢察官的不起訴、起訴處分書，所述相關緣由，能不能讓人信服呢？

只有掛名，沒有參與，就不用負責？ 

根據不起訴處分書，檢察官不起訴瑞博公司負責人周宏瑋的主要原因，為周宏瑋只是掛名的負責人，實際上沒有參與該次活動的舉辦與規劃，跟八仙事件的死傷事故欠缺相當因果關係。

《法操》認為，本案檢察官認定「掛名」的周宏瑋不用負擔本件相關刑責，應無疑問，畢竟周宏瑋完全不知道活動如何舉辦、進行。然而，檢察官卻疏於注意，周宏瑋既然是擔任「人頭」，則是否另外涉有《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罪嫌，或是違反《商業登記法》的相關規定應處以罰緩。

如果有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罪嫌，檢察官應於不起書中諭知另以他案偵查。若是違反《商業登記法》，雖然沒有刑事責任，但仍應明白宣示「掛名」為法所不許，並向主管機關檢舉，由主管機關認定是否處以罰緩。

合乎行政規範，就可以免於刑責？

而檢察官未起訴八仙董事長陳柏廷、總經理陳慧穎、行銷總監林玉芬的理由，可分為三點：

一、檢察官認為，以八仙公司內部層層分級之管理，董事長陳柏廷無法事必躬親，如果沒有其他事證足以證明陳柏廷需要負責，不可以只因為陳柏廷是公司負責人，就要他對這次意外事故負起責任。

二、檢察官認為，八仙樂園與瑞博公司簽訂的租任契約中明訂，八仙只出租場地，其他有關派對活動主辦以及相關的法律程序、法律安全衛生責任皆由瑞博公司自行負責。

三、檢察官認為，事發當時，並沒有任何行政命令，對於戶外大型活動做相關的消防規範。而且，八仙符合事發當時針對室內的消防規範。因而，認為八仙沒有刑事責任。

分析至此，《法操》認為，以這三點作為理由，都存在謬誤。

首先，參考《公司法》第8條第3項的立法精神，在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掛名的負責人與實質的負責人，都必須負責。這代表我國立法者不希望躲在背後的藏鏡人就可免責，同時，實際上掛名的人，也必須負責。

八仙公司雖然並非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但是，參酌我國立法者的意志，即便掛名人不須負全責，也應認為掛名人必須負部分責任才對。

而第二點的謬誤，又更令人匪夷所思——檢察官怎麼能以私人訂定的民事契約，作為認定刑事責任的準據呢？

我國採私法自治，私人之間，基本上只要不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即可以訂定任何契約。也就是說，我國對於私人間民事契約的規範，主要以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作為基準。

八仙公司與瑞博公司訂約「八仙公司不需負責」，是否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呢？這的確會有解釋的空間，每個人的看法不會相同。但是，這僅止於討論民事責任的範圍。

檢察官起訴與否，在於評價有無違反刑法、有沒有刑事責任、有沒有犯罪，那就應該以刑法去檢視行為人，有沒有故意、過失，有沒有犯罪行為等等，不應以契約作為判斷標準。

否則，《法操》舉一個極端一點的例子，假設甲跟乙約定了一筆豐厚的報酬，要乙為甲殺人，契約明訂甲不負任何法律責任，難道這樣甲就真的不需負責了嗎？

至於第三點的部分，檢察官明顯將「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混為一談。如果八仙公司違反事發當時行政機關所規範的消防規範，以此作為輔助，認定八仙在刑法上有過失或故意，不會有疑問。

可是，八仙公司符合消防規範，也不能直接推論八仙公司就沒有刑事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應該要分開評價，行政規範可以做為評價有無刑事責任的輔助判斷標準，但不應該是唯一、主要的判斷標準。

不知色粉燃燒會導致火災意外，也無注意能力與義務嗎？

不起訴書中載明「本件經鑑定結果，係因電腦燈遭粉塵噴入後，遇燈泡高溫表面引燃」，而勘驗現場錄影畫面，發生爆燃時，沈浩然和盧建佑都在舞台上拿著二氧化碳鋼瓶噴發色粉，盧第一次噴射後因後座力而跌倒，起身第二次噴發時，其噴射位置附近瞬間起火燃燒，檢察官因而認定盧建佑的噴發，是直接導致意外發生的原因。

檢察官認為沈浩然的噴發行為沒有引起爆燃，不會導致死傷，所以不起訴沈。而盧建佑的部分，雖然他的噴發行為，直接導致粉塵燃燒，但認為他是不支薪的志工，又是沈浩然臨時叫他上舞台噴發色粉，而且，呂忠吉未對其做過完整的教育訓練，因此認定盧建佑無注意能力也無注意義務，難以認定有過失，因此亦不起訴。

本起事故發生後，網路上不少聲音認為，「粉塵燃燒可能引發火災意外」是國中生就會的基本常識。如果以此為有無過失的判斷基準的話，恐怕沈浩然、盧建佑二人皆難辭其咎。

暫且認為此知識並非基本常識，而盧建佑也真的不知道粉塵燃燒會導致重大火災。盧建佑既無領薪，又未接受安全教育訓練，檢察官認定其無注意能力也無注意義務，應該問題不大。然而，沈浩然的部分，檢察官僅以其噴發未引起粉塵燃燒，草草一筆帶過，不免讓人覺得說理不清。

正常使用設備，就能認定「無過失」？

檢察官認為，引起事故的電腦燈，並非由大包商邱柏銘或特效人員廖俊明所提供，而是邱柏銘再向另一位莊先生承租，因此，檢察官認定邱柏銘、廖俊明二人提供的其他設備皆與火災意外無關。

而且，事發當時，所有的設備、電路、音響、燈光等皆運作正常，因此，檢察官認定：「無積極證據足認該電腦燈於引燃時處於故障情形，是該燈具既無機件故障或操作不當致肇生意外之情事，同難課予燈具使用及提供者過失罪責。」

《法操》認為，不論設備是正常運作，或發生故障，邱柏銘、廖俊明二人是專營活動、舞台特效的專業人士，必定對於設備可能造成的危險有所認識。依邱柏銘、廖俊明二人之專業背景，必定熟悉電腦燈會產生高溫，又得知此次派對活動會噴灑色粉，就應該事先做出防範，避免色粉噴入電腦燈。

因此，《法操》對於本案檢察官如此認定，感到十分困惑不解。舉個例子來說，這就如小明向租車公司租用小客車，上路後卻不慎撞傷路人，小明正常使用小客車，小客車也沒有發生故障。可是，難道這樣，小明就不用負刑責嗎？

起訴呂忠吉的理由明確嗎？起不起訴的標準同一嗎？

相較對於上述盧建佑、邱柏銘、廖俊明等三人的說理篇幅，起訴呂忠吉的說理就顯得單薄許多。

起訴書中載明「……。呂忠吉本能預見彩色澱粉具有引發塵爆之危險性，而確信其不發生，且應注意對現場工作人員及未支薪之志工施予安全教育訓練，並對參與民眾告知彩色澱粉具有危險性，然因確信其不致發生危險，而未對工作人員施以安全教育訓練，亦未告知參與民眾彩色澱粉具有危險性，……」。

《法操》的疑問是，檢察官是如何認定呂忠吉「本能」預見危險性呢？換句話說，呂忠吉是本於何能？如果，檢察官採定的標準，是「『粉塵燃燒可能引發火災意外』是國中生就會的基本常識」，那麼，依此標準，沈浩然、盧建佑、邱柏銘、廖俊明等四人，也都應「本能」預見危險性，如同《法操》前述所指明的種種困惑之處，四人也應負起相關責任，何以檢察官僅起訴呂忠吉一人呢？起訴與不起訴的標準難道是有所差異的嗎？

檢察官應勇於任事，結案書類也應受全民檢視

最後，《法操》詳閱不起訴處分書時，看到檢察官引用《觀光旅遊業管理規則》此部行政命令。然而，我國並沒有這部行政命令，應該是《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 》。處分書中也出現人別誤植的狀況。

二字之差、人別誤植，或許就像是錯別字一樣，不是很嚴重的大問題，但是，因為檢察官結案書類不公開，一般民眾也無從得知原來有這樣的小錯誤。然而，《法操》以一淺顯之例說明：假若有一學生所寫的報告，規定必須要給全班傳閱，該生在寫報告時，心態必定會更加嚴謹。

人非聖賢，《法操》並非苛求檢察官結案書類必須字字精準，分毫不差；而是希望檢察官能勇於任事，在辦案、撰寫時，都能深切體認——結案書類必須承擔得起全民的檢視。

現制下，結案書類不公開，就連新聞媒體為了民眾知的權利而想要調閱，也是關卡重重，甚至能調到的公開資料，也並非完整的原本，小至檢察官、書記官的姓名隱匿，大至缺漏頁。

再加上，偵查、公訴分組，作成起訴書的檢察官，也不會出現在法庭上。除非是重大矚目案件，或者鍥而不捨地查訪，否則我們還真的不知道起訴、不起訴究竟是以誰之名？

《法操》認為，身為一名維護國家法治秩序的檢察官，應對自己勞心勞力、絞盡腦汁所作成的結案書類，感到自豪，而不是躲在「檢察官」名號背後，將是非對錯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