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操司想傳媒

西元2018年03月28日晚間，法操與台灣永社、台灣陪審團協會及台北律師公會等單位，一同舉辦了今年度第一次的論壇。本次論壇的主要討論去年底一公佈就引起熱議的《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究竟在學界、實務界有什麼不同的聲音。現場請到了台灣永社理事吳景欽副教授、東吳大學法律系王乃彥副教授、台北律師公會監事尤伯祥律師、及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長張靜律師一同討論。除此之外，現場還有當時參與法案研議的陳思帆法官在場旁聽，也受邀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可說是額外的收穫。

王乃彥老師：台灣制度與日本不同，有些制度需要調整

會議由王乃彥老師介紹日本制度與台灣制度的不同點開始。王乃彥老師的發言大致可歸納出幾個問題：

1. 日本採用訴因制，與我國本於犯罪事實單一性來決定審判對象不同，在遇到裁判上一罪的狀況時，就有可能出現沒辦法處理的狀況。
2. 草案第76條規定，國民法官可以再告知審判長以後自行或請求審判長進行訊問，如果這個時候問出新的事實，是否容許作反對詢問嗎？如果可以要誰來做呢？如果剝奪這樣的權力可能就會有違憲之虞。
3. 承上的問題，若是有國民法官問出了關鍵問題，會不會產生國民法官之間的「意氣之爭」？又國民法官的介入會不會打亂原被告的訴訟步調？且若國民法官沒有從詢問中得到答案，是否還能維持中立？
4. 我國目前二審採取「複審制」，如果上訴到二審，法院應不應該審理？如果要審會不會產生法理正當性和民主正當性的衝突？
5. 從被告角度看，被告可不可以捨棄不要國民參與審判？國民參與審判以後被告會不會承擔更多風險？國民參與審判案件在事實認定上會以更嚴格的角度看待，但一旦被國民法官認定有犯罪，對報告刑度會不會有影響？
6. 目前大多的案件還是地院在處理，但集中審理十分耗費時間和精力，普遍交給地院可能會造成訴訟不經濟等。

最後王乃彥老師強調：國民參與審判是好事，可以透過國民參與合法化、正當化。但如何表現才是重點，人民的想法與法理正當性有時會出現衝突。

張靜律師：採取陪審制也可以解決許多問題

再來，陪審團協會的張靜律師為大家解說了陪審制與目前制度的差別：

張靜律師認為，目前選任方式及法律責任的問題差異都不太大，也不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出不同。而兩制度間的不同點大約有下述幾點：

1. 國民法官草案是人民與法官「合審」，而陪審制則是「分工」。大家關注的恐龍法官等問題，可能在國民法官制度下仍無法解決；相較之下，陪審制下法官完全碰不到事實認定的問題，就不會出現恐龍。
2. 貪汙法官的部分，大多數會想送錢給法官是希望獲得無罪判決，只為了量刑輕一點而送錢的較少，陪審制由於法官無法決定有沒有罪，基本上也可以解決貪污法官問題。
3. 打手法官的部分，國民法官制下由於法官仍有參與討論依然有可能出現打手；但陪審制因為法官沒有辦法介入，就很難操控審判。
4. 陪審制可以解決一直以來法官過勞的問題。陪審制只需要1個法官就可以進行，人力縮減到1/3；在陪審制下法官可以不用寫判決書，節省寫判決書的時間；陪審制判無罪檢察官不能上訴也節省二三審的人力。
5. 由於陪審制下檢察官遇到被告被判決無罪不能再上訴，這樣會讓檢察官在決定要不要起訴上更加謹慎。
6. 我國目前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就已經不如當事人進行主義了，草案的模式就更為倒退，因為國民法官每個人都可以問證人，除了英雄主義的問題，將來可能變成11個人打1個被告。美國的話，是陪審員要寫字條請法官問，法官還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問，而且因為律師可以從法官的問法中知道法官心證，所以法官大多很節制，不太會有大家攻擊被告的狀況。
7. 法官的指示違法會構成可以上訴的是由，陪審制之法官指示一定是在公開法庭做成，但國民法官制的話法官的指示有些是在評議室裡做成，不公開指示的內容，被告或檢方該怎麼上訴？
8. 被告是否有選擇權問題也要討論，陪審制給予被告選擇是否陪審的權利，但國民法官制並沒有。

吳景欽老師：怎樣的案件可以適用需要多多思考

接著張靜律師，吳景欽老師透過學者角度來跟大家分享草案的問題點：

1. 我們必須要思考引進參審制的目的究竟為何？是要抑制法官的權力還是與法官對抗？會不會引進國民法官以後，反而是國民法官變成恐龍呢？
2. 我國目前引進國民法官的制度，那刑事訴訟法要不要改？如果只有國民法官要改，其他都不動，這樣會不會變成一國兩制？
3. 和前面說的一樣，目前草案沒有選擇權，為什麼一定要被告承受這樣有利或不利的狀況。同時，為什麼國民法官也要負擔這樣的義務？日本就有出現國民因為看到相驗照片受到心理創傷請求國賠，但國家要不要賠呢？
4. 再來，目前的適用案件大多集中在經濟刑法領域，例如內線交易。但是以內線交易來說，要犯罪所得1億以上才會有7年以上的刑責，但要怎麼算就有問題。那如果沒有固定算法，不就變成檢察官在決定，可能出現檢察官恣意的問題。同時，也有可能出現法官也覺得怎麼算很麻煩，而依規定進行程序轉換為不行國民參與的狀況。是否該思考一下制度？或應該思考經濟刑法中1億元的規定是否合理？
5. 許多問題上，例如證據能力方面，由於有專業性的問題，大多是由法官判斷，如果這樣還找國民近來，可能會變成法官在做法學教育，有對等嗎？
6. 評議的問題，如果專職法官都認定有罪，但國民都認為無罪，理論上會是無罪，但法官真的會甘心這種結果而不干涉嗎？同時，目前模擬大多按表操課，流程都很工整，像這樣的問題根本就看不出來。

吳景欽老師建議，國民參與審判不一定要從刑事案件開始，也可以考慮從民事案件、甚至是人民勝訴率極低的行政法院開始施行，循序漸進。而主持人高宏銘律師也呼應吳景欽老師的說法，認為近來法官職務法庭被人民不信任，或許也可以考慮先從職務法庭開始引進。

尤伯祥律師：草案有進步的地方，但也有不足而值得改進的地方

吳景欽老師從學者角度討論後，尤伯祥律師也從實務工作者的角度分享他的觀察，他歸納出3處進步與5處退步：

進步的地方在於：

1. 本次採取參審制，加入了國民表決，相較於之前提出的「觀審制」只有表意而不表決，可說是一大進步。
2. 相較於觀審制採「卷證並送」，本次草案採取了「起訴狀一本」的制度。
3. 本次的草案將定罪與量刑分離審理，改變法官量刑調查、量刑評議形同虛設的現狀。

需要改進的地方在於：

1. 雖然採起訴狀一本，但訴因制度的相關條文卻沒有引進，反而保留了卷證併送制度下，變更起訴法條的規定。如果審理中發現罪名不對，訴因制度下，如果沒有追加變更只能判決無罪；但現在的制度下可能會變更起訴法條。在審理中途變更起訴法條，很可能因為攻防方法不同而必須重回準備程序，若是經評議後發覺要變更起訴法條，則需再開辯論，最終也很可能必須重回準備程序。無論上述哪種情形的變更，都會使國民法官必須先回家等待準備程序終結。對審檢辯而言，重回準備程序也許不是太大問題，但對國民法官而言，現在有空，等到再重回審判程序時，是否還能配合，就會有疑問。
2. 我國引進日本三階段證據開釋，這樣的證據開釋方式把開釋當成爭點整理的方法，但是這樣可能出現檢察官隱匿證據的問題，雖然可以要求交出證據清冊，但看不出來是什麼證據，又要怎麼說明跟攻防的關係。而且現在可以透過閱卷知道全部的證據，但證據開釋制度卻反而限制被告的資訊獲取權，這樣的設計是否合理？
3. 目前參審制都遇到難以解決法官對素人的權威效應，德國的實測就說自己的參審是花瓶。這個問題可以靠增加素人人數來解決，但草案目前設計只有6個素人似乎不太足夠。
4. 同時從草案看起來，基本上並不相信人民，因此設計了中間討論制度。從之前模擬的狀況，幾乎每次的證據調查都會中間討論。中間討論太多，不僅浪費時間，同時也可能發生國民法官在前證據或證言經過討論而產生預斷，進而在看後面證言、證據時有所偏頗，也會使得法官得權威效應更嚴重。
5. 前面得講者也說過的選擇權問題，給人民選擇權是十分必要的，不應將人民、被告當作增加司法公益目的工具，不應拿被告的生命為公益背書。

國民法官制度的施行還需要一段時間，法操這次請來的講者也為大家說明了許多制度上的問題，至於未來法案會有怎麼變化，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