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操司想傳媒

民國（下同）108年7月3日晚間，一名鄭姓男子搭乘自強號北上，遭列車長發現票種不符要求其補票，鄭男不但拒絕補票還在車廂內咆哮，經列車長報警後，李承翰警員由嘉義火車站上車處理糾紛。不料過程中鄭男拿出預藏的刀子刺中李承翰警員，當下李承翰警員為顧及列車上其他乘客安危，負傷成功制伏鄭男，但最後不幸因出血過多而殉職。

本案經嘉義地檢署起訴後，109年4月30日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判決鄭男無罪，但須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5年。判決一出不但被害人家屬無法接受，也旋即引起輿論激烈撻伐。法院判無罪的理由是什麼？其中又可能會有什麼問題？法操分析如下。

嘉義地方法院的新聞稿指出，鄭男99年被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症，屬於有精神疾病之人，且鄭男自案發前兩年左右即未再定期就診；案發前鄭男妄想有人要謀害自已以詐領保險金、覺得自己被監聽和跟蹤，因而刺殺前來處理補票糾紛的李姓警員。法院羈押鄭男後看守所安排醫師為鄭男治療，醫師診斷後持續給予抗精神病藥物，鄭男情緒問題有改善，但被害妄想仍然存在，且講到妄想內容的時候情緒會突然失控。法院再將鄭男送交精神鑑定，鑑定結果認為鄭男在行為時因為受到精神狀態影響，已達刑法第19條第1 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因此依法判鄭男無罪。

依據刑法的罪責原則，無罪責即無刑罰。白話來說，即刑法要處罰的是「一個人基於自己的自由意思（可以正確判斷合法與不法的能力），所做出的違法行為」，如果不是基於個人自由意思而做出的行為，就沒有處罰的必要。

在罪責原則的概念下，延伸出責任能力的規定（相關詳細內容請見喝酒殺人會逃過刑法處罰嗎？），而其中一個就是本案的核心－－刑法第19條。

刑法第 19 條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刑法第19條根據自由意思被影響的程度，訂定了無罪和減刑兩種法律效果，嘉義地方法院審理後認為鄭男行為時的狀況，已經達到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狀況，依法判鄭男無罪並沒有判決違法的問題，但比較類似案件的判決結果，可以發現本案和其他案件的判決結果差距是非常大的，原因就要從司法精神鑑定的過程開始說起了。

雖然最後做出判決的是法官，但判斷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受到精神疾病影響以及程度為何，必須仰賴醫學及其他各方面的專業，因此實務上對於主張受精神疾病影響行為的被告，法院多會將被告送交專業團隊進行精神鑑定。不過基於各團隊使用的方法等等有差別，同樣的被告交由不同團隊鑑定，即有可能產生不同的鑑定結果。

此外，被告狀況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本身應該是法律問題，但實務上檢察官和法官在送交精神鑑定時，經常會直接詢問鑑定團隊「某人的狀況是否符合刑法第19條？」這個終極問題，鑑定團隊應否回答終極問題則存有正反不同意見。

雖然法律並未限制法官或檢察官詢問終極問題，實務上也有許多鑑定團隊會對責任能力給出意見，就像本案中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的鑑定結論為「被告行為時，處於思覺失調症急性發病狀態，且妄想內容與犯案行為有絕對交互關聯，故其犯案行為是受其精神狀態影響所致，已達刑法第19條第1 項因精神障礙而不能辨識行為違法之程度」。不過必須強調鑑定意見並不會拘束法官，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法官是可以不採取鑑定意見結論的。

根據新聞報導，本案法官在判決書中有比較本案被告鄭男與小燈泡案被告王男，認為兩者犯罪動機、目的和情節均不同，因此有不同的判決結果，但一般民眾依舊難以理解為什麼這兩個案件在法律上會是1和0的差別。這個情形凸顯了我國司法精神鑑定制度應仍有相當大的改進空間，呼籲有關單位進行相關制度檢討，回應人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