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新聞報導，法務部長邱太三在2016年7月18日主持新任檢察長就職典禮時指出，台灣檢方起訴定罪率約96.7%，換算起來，就是有約6270個人，在起訴後獲判無罪，換而言之，也可說，每年約有6270個人被「冤枉」，所以，才會衍生出民眾對司法的普遍不信任。因此，邱太三部長要求各地檢察長，督導轄下檢察官辦案，以提升定罪率。

邱太三部長觀察到冤枉、冤案對人民的傷害，並藉此對檢察體系喊話，不再像過去只從治安角度看待檢察司法，這是值得贊同的。但《法操》認為這段話的推論稍嫌武斷粗糙，我們就從這段邱部長的談話出發，帶領大家重新解構起訴定罪率、冤案和司法信任度間的關係。

100%的起訴定罪率＝保證沒有冤案？

要談起訴定罪率，就要先從所謂的檢察官「起訴門檻」和法官的「定罪門檻」談起。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51條規定，檢察官認為被告「有犯罪嫌疑」時，就應該起訴。而法官若要將被告定罪，必須法官認為被告「無庸置疑」有犯罪，否則，就不能下有罪判決。

從兩者的比較來看，就可知道，「讓被告有罪」像是過關斬將一樣，先通過檢察官較低的門檻（如果沒通過，檢察官就會不起訴處分），再通過法官較高的門檻（如果沒通過，法官就會下無罪判決）。所以，檢察官不只有維護治安的功能，還有「篩選案件」的功能。警察移送的犯罪形形色色，檢察官必須初步篩選、挑出確實有犯罪嫌疑的案件進行起訴，避免警察濫抓濫訴。

從這個角度切入，我們可以繼續討論邱部長所提的「起訴定罪率」。要求檢察官認真辦案、毋枉毋縱，當然很好，但「起訴定罪率」應該只是一個參考的數值，而非檢察官認真與否的完全依據。

從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來看，國家機關若鐵了心要把一個人定罪，他們有太多工具可以利用了，而一般百姓根本沒有抗衡的機會。如果檢察官只為了追求起訴定罪率，那麼這些歷史上出現過的、該予以譴責的國家暴力，難保不會復辟，如此一來，反而更提高了冤案的風險。

事實上，邱部長想表達的，應該是要求檢方盡量減少冤案的發生。要達成這個目的，並不是從起訴定罪率著手，而是要改善整體的辦案品質。

冤案的產生，可能來自於許多環節，除了檢察官「努力過頭」之外，法官沒有善盡審查義務、律師辯護不力，都可能造成冤案。所以，要減少冤案，並不是提高起訴定罪率，而是需要司法的所有參與者一同努力。畢竟，檢察官只負責對案件嫌疑進行初步篩選，本就不可能達成100%起訴定罪率。如果起訴定罪率真的達到100%，那我們恐怕就會進一步懷疑：法官是否有發揮作用？

人民不信任司法？是聳動口號還是事實？

邱部長同時提到，這些起訴後沒被定罪的案件，以及被冤枉的人，擴散出去的效果，造成人們普遍不信任司法。《法操》認為，「人民不信任司法」這句話，幾乎已成台灣討論司法問題的「起手式」，這句話看似聳動，但仍值得深深探究。

人民是真的不信任司法嗎？司法在社會上最重要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解決爭議」。所以，人民對司法的信賴程度，會體現在人們遇到爭議時，願不願意訴諸司法解決。從現在台灣社會來看，當人們遇到爭議時，其實仍然很樂意上法院處理，並沒有因為「不信任司法」而拒絕打官司。

《法操》認為，一般人所說的「不信任司法」所代表的，只是認為——司法需要更多來自民間力量的監督。正如邱太三部長所言：「司法雖不是服務業，但仍要與人民接近。」司法不能只是一群自詡為菁英的人，關在密室裡，閉門造車。司法機關既然是國家機關，基於民主原則，人民也應該有機會能監督司法運作。

《法操》想問問各位法務部長、新任檢察長、未來的司法院正副院長、甚至高舉「司法改革」大旗的總統，在喊出「人民對司法不信任」時，心中所想像的台灣司法架構，又是什麼樣子呢？是否有準備好處理「司法改革」四個字背後，錯綜複雜的社會糾葛了呢？

司法也是法治國最後的屏障，應堅守憲政法治原則，不能任意被民意綁架。其間的衝突，是所有現代國家所面臨的大哉問，也正是媒體公審、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問題核心。而我們也在此期許，新政府真能為台灣帶來司法的新氣象，別讓更多冤獄憾事在未來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