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操》8月17日晚間7點半舉辦【誰，引發了社會公審】系列論壇壓軸場：【檢察官新聞稿比起訴書寫得好？頂新越南油案】，邀請台北律師公會秘書長吳至格律師、紀錄片導演李惠仁，以及《法操》創辦人高宏銘律師，以《法操》長期跟庭的頂新油案為例，一同探討在社會矚目案件中，檢警在執法時，與媒體的互動關係。

檢察官的戰場應在法庭，而非媒體

高宏銘律師從頂新案出發，直接指出，依法與常理而言，檢察官在起訴時，就應備齊所有相關證據。但，頂新案在彰化地院一審期間，檢察官才到越南蒐證，顯示本案的檢察官，在起訴當時，就沒有完整蒐證。

而如今，已經進入了二審，台中高分檢卻在每次開庭前，都會將相關案情資訊、訴訟策略都透露給媒體，甚至還開放卷證資料讓媒體拍照。吳至格律師痛批「檢察官讓媒體翻拍卷證，那幹嘛不直接把所有卷證都放在dropbox讓全國人民下載就好了！」，法務部主張制定的「卷証資料不當使用罪」，就是要避免此一狀況的發生，檢察官身為司法機關的一份子，卻仍然做出了不良示範！

甚至，相較於在媒體前侃侃而談，檢察官在法庭內的表現卻是惜字如金。三位出庭的檢察官，其中兩位幾乎完全不發言，而主要在媒體上發言的李慶義檢察官，揭露給媒體的資料卻未在法庭上提出。檢方種種行徑讓人質疑：檢察官到底是把主戰場放在法庭上，還是媒體前呢？本案判決難道是社會法庭來決定嗎？

台灣欠缺法治教育，導致亂象叢生

吳至格律師表示，依他的觀察，在頂新油案中，檢方與辯方其實都將媒體當作了一種工具，而這並非是好的司法環境。吳律師認為，之所以會有如此情況，是由於台灣教育中，長期忽略了基礎法治教育。

吳律師指出，法律與健康都是日常生活可能遭遇的風險，但在國民基本教育中，卻僅有健康教育，卻沒有法治教育。提升人民的法治教育，也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卻極少有人重視。

另一方面，吳律師也認為，司法專業人員必須反思自己面對輿論壓力的抗壓性。例如：法官在判決書上必須具名，但檢察官卻不需在起訴書上具名，如此一來，民眾很難可以監督到檢察官，法官更容易成為媒體戰中的犧牲品。

社會公審只想懲罰犯人，卻不追究原因

李惠仁導演開宗明義就痛斥，台灣當今的法治教育水平確實很低落。以「偵查不公開」為例，不只一般民眾和記者不了解，甚至連警察也不清楚相關規定。同時，民眾對於自我行為的把持，也容易受到媒體煽動而群情激憤。例如涉嫌連續虐貓的陳姓台大生、以及涉嫌殺害小燈泡的王姓嫌犯，在移送途中，都遭到圍觀群眾拳打腳踢，卻沒有任何單位出面追訴傷害罪的現行犯。

李導演進一步質疑社會公審的正當性，認為即使監視器清楚拍到犯案過程，也不能就表示真相水落石出。有許多案件，往往不是表面上所見如此單純。同時，李導演也認為，民眾只是想把犯人抓出來處罰，卻從不去探討犯罪背後的原因，對於台灣社會的進步實在幫助不大。

民眾、媒體和司法制度，互助完善司法環境

最後，關於媒體對刑事案件的報導，高宏銘律師也指出，台灣媒體或評論者，往往沒有清楚理解案件脈絡，而以過度簡化的方式，去分析事件。也許媒體都會反駁：「因為人民喜歡看這種報導」，但高律師認為，台灣閱聽大眾的品味，也是需要媒體長期經營的。同時，高律師也建議在場觀眾可以把握機會，多多旁聽法院開庭，能更清楚我國司法的運作現狀。

吳至格律師和李惠仁導演也透過高律師的分析延伸，呼籲民眾，趁著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舉辦在即，也可以開始關心司法改革相關議題，認真思考「我們希望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應該做到什麼？」而看到新聞對司法事件的報導時，也要反思「我得到的資訊是不是對的？」唯有當民眾、媒體、司法制度三者都能彼此了解，才能互相幫助，建立一個更加公正、公開的司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