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綽號「阿豪」的男子，於2016年6月間，以每公斤新臺幣4萬元為報酬，僱用巴姓男子（下稱被告）運輸甲基安非他命，被告依阿豪指示前往旅行社報名參加由臺灣前往澳洲雪梨之旅遊團，由「阿豪」支付團費。被告於7月28日與某小貨車司機碰面，取得安非他命，但在機場時就被警方查獲！

經桃園地方法院審理過後，法官認為被告「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堪予憫恕……」故判決被告，因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4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提供240小時之義務勞務。

但本案被告所犯之罪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屬於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為什麼最後卻只是有期徒刑2年，而且還緩刑四年呢？緩刑又是什麼呢？緩刑就等於無罪嗎？就讓《法操》帶您深入了解。

什麼是「緩刑」？

緩刑的要件規範在我國刑法第74條，在符合一定的情形下，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為暫時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特殊情況如下：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符合上述的情形，在緩刑的過程中，又沒有刑法第75條、刑法第75條之1法院得撤銷緩刑宣告的情形下，緩刑期滿，原本法院所判刑的宣告，就失去效力了。換句話說，就不能再處以刑罰（刑法第76條）如此一來，在實際效果上很接近無罪或免刑判決。

法院怎麼把7年以上有期徒刑，變成2年？

就本案來說，本案經過了兩次的「減輕其刑」，才得出「2年有期徒刑」的判決。

首先，法院先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因為被告在偵查和審判的過程中始終坦承犯行，符合法律要件，先減輕其刑。且法院認為「依被告實際犯罪之情狀而言，縱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所以又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法定刑的不實際 ── 架空原定刑罰的規定

本案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判決，是因為法官考量到被告的客觀行為，以及被告主觀是否真的這麼可惡。在判決書中，法官直接表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過於「嚴峻」，同樣都是運送毒品的人，大盤商或中盤毒梟和因為受人遊說，一時貪圖小利，而受大盤或中盤毒梟利用充當毒品交通的人，他們的犯罪情狀的嚴重程度，是有差別的。

但運輸第二級毒品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無期徒刑或7 年以上有期徒刑，是相當嚴重的刑罰。法院認為，在本案的情形下，應該要依個案的客觀情況去做判斷，若低於法定刑，仍有達到懲戒效果，也可以達到防衛社會之目的，在衡量被告是否有情堪憫恕的地方，可以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註)。

既然要減刑，為什麼要把法定刑定這麼高？

刑法的處罰對於人權的侵害是非常深的，在法治的社會，我們不希望刑法有太多的例外或特例，否則可能會讓執法者恣意的侵害人民的權利。

在現今台灣的立法者，衡諸毒品犯罪的惡性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將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法官本來應該要尊重立法者的判斷，但若今天賣一小包海洛因，和賣一車海洛因，都處以無期徒刑，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法院可能很難對這兩者下相同的判斷，所以，如果相關的毒品犯罪沒有這麼嚴重，就應該修法，調整法定刑的幅度，而非一直使用減刑的方式處理。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最高法院查詢系統內，輸入「情堪憫恕」作為關鍵字，在民國104年4月至今，出現的判決有62%的比例，都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但刑法第59條，真的是要用在這樣的情形嗎？

一般我們會認為「情堪憫恕」的情形，可能是因為沒錢但飢寒交迫而去偷一個便當，結果被起訴，法官才會用「情堪憫恕」去判斷，然後減刑。但今天，卻是因為毒品的法定刑太高，而變成減刑的工具，是否有違背當初的立法目的呢？(延伸閱讀：到底什麼狀況，稱得上「情堪憫恕」？)

因為判決書並未提及巴姓男子的背景，所以我們也不知道法官為什麼會做這樣的判決。有可能因為他是個年輕人，法官希望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或是有其他因素我們從判決書內無從得知。

但毒品犯罪影響的範圍其實非常大，在國外的刑度也都非常的高。法官為了讓其緩刑，而用減刑在減刑的方式，將法定刑從最低7年以上，降到2年，實屬可議。而本件檢察官也表示無法接受法院判決，全案已由公訴檢察官提出上訴中。我們就靜待二審法官是否仍會認為本件被告「情堪憫恕」？

註：「罪刑相當原則」是基於「應報正義」所生的「最低底線」。刑法科處行為人的刑罰種類或刑罰的輕重程度，必須與行為的人罪責程度相當，而具罪責相當性，這就是罰刑相當原則。刑罰的目的，除了應報之外，還有預防、矯治等目的，這些目的可以納入刑事政策加以考量，也可能影響刑期的設定，但無論「特定刑期」對預防、矯治有何功效，都不能單為預防或矯治所需，而對行為人加諸遠與其行為惡害不相當之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