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性澤案，「出生」在部份檢察官及法官追求「證據女王」的那個年代，那是個對「被告自白」走火入魔的年代。在那個刑事司法時期，只要被告寫下自白、承認犯罪，幾乎等同於就是警察宣告破案的證書，進而成為司法官得以速審速結的「法」寶。

來看看鄭性澤案的演進時程：殺警命案發生於民國91年1月5日，檢察官在同年2月22日起訴，同年11月19日被一審判處死刑。才短短不到11個月，鄭性澤會被快速偵審的其中最重要關鍵，就在於他當年親筆寫下「自白書」，承認槍殺了豐原警察分局刑警蘇憲丕。

在那個「自白 = 證據女王」的司法年代下，雖然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被告或共犯的自白，不可以做為判決有罪的唯一依據，司法人員仍然應該調查其他必要的證據，以查明自白是不是和事實相符（第156條第2項）。但是，有不少檢察官及法官為了求快速結案，在「被告都承認了，還有什麼好查的？」心態下起訴、判決。

於是，即使鄭性澤被捕後聲稱遭到警方刑求，並舉證身體出現許多傷痕，但他依然被判處死刑。箇中原因即在於，經手此案的司法官只看到鄭性澤承認殺警的自白書，沒有去查自白書背後的刑求斑斑血淚。

部份檢察官、法官的應該調查而沒有調查，主觀且偏聽的採認被告自白，更加助長了司法警察為求破案，而無所不用其極地取得被告自白書。於是，被告自白成了司法人員的「強力春藥」，伴隨衍生了威逼、誘訊、脅迫……等等不當取供手法。漸漸的，冤案浮升。

鄭性澤案，就是「出生」在那樣的年代裡。但是，此案「成長」背景卻是個充滿改革的年代。

民國92年，也就是鄭性澤被控殺警的隔年。在歷經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洗禮後，司改風起雲湧，台灣刑事司法在這年跨出新的里程碑──大幅修正刑事訴訟法條文、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刑事政策並且採行「無罪推定」原則。也就是說，要定人有罪，證據必須要達到不會令人產生合理懷疑的程度；一旦發生「罪證有疑」的情形，在「利於被告」的基礎下，就不能夠斷人入罪。這是個「無罪推定」的刑事司法時期。

然而，鄭性澤案戳破了這個刑事司法改革的面目！

因為，民國92年起，「無罪推定」政策施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開始進入法庭。也是在這一年，鄭性澤案此後進入二、三審審判階段。但是，即使鄭性澤被控槍殺警員，但手槍上沒有他的指紋；即使有證人指證鄭性澤在槍戰現場沒有動身，但他仍被認定移身持槍射警；即使看守所驗傷顯示鄭性澤被押時身體有傷，警方疑似涉嫌刑求……在全案即使有多處「罪證有疑」下，鄭性澤仍然沒有獲得「利於被告」的司法對待，終至死刑定讞。

何況，當年案發之初，鄭性澤被移送檢察官複訊時馬上翻供，表示他會做出殺警自白，是遭到警方以灌水、電擊、毆打等等方式刑求。但是，司法不僅沒有追查真相，甚至還幹了一件離譜的事：鄭性澤被判死刑定讞、聲請再審時，駁回的人卻是曾經判他死刑的法官！

民國92年，司法當局邁開司改大步伐，展開改革新頁。按照道理來說，人民對於司法應該別有一番新風貌；但實際上，人民仍對司法迭有怨言，且風評日下，甚至有高達84％的百姓不信任法官。

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崩落至此，成因複雜，除了司法院該被究責之外，行政院也難以逃卸責任。因為，在刑事司法體系裡，審判身處下游端，位在上游的司法警察（調查員、警察、憲兵），以及位在中游的檢察官，統統隸屬於行政院。以鄭性澤案來說，當年涉嫌刑求逼供、非法取得自白的警員，以及僅憑一紙自白書就起訴的檢察官，難道沒有一絲責任？

從死刑定讞、到等待槍決、再到改判無罪，鄭性澤歷經一場「死囚的司法奇幻漂流記」；在這齣戲碼中，主角固然是鄭性澤，但警察、檢察到審判體系都是「最佳配角」，因為，他們統統被重重摑了一掌！

從鄭性澤案歷經的台灣刑事司法成長史來看，不管是過去的「證據女王」年代，還是目前這個「無罪推定」時期，看來，兩者沒有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