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法務部在《專案報告-我國與日本刑事案件偵查、執行及矯正統計之比較》中提到我國與日本定罪率的比較：「……日本每年經法院裁判確定人數將近一一０萬人，其定罪率幾達百分之百。日本刑事訴訟法採公訴獨占主義，且日本司法警察擁有一定程度的微罪處分權，因此司法警察移送至檢察機關的犯罪案件，通常已具相當嚴重性，再經檢察官偵查起訴後，一般都難逃法院科刑，因此有「起訴即有罪」之說。而我國刑事訴訟法則採公訴、自訴制度，被告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起訴後，法院判決有罪之定罪率，雖與日本仍有差距，但尚能維持在九０％左右之水準；至於告訴人以自訴方式，對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後之定罪率則僅為二五％左右，此自訴方式之定罪率偏低現象，亦相對顯示我國自訴人濫訴情形。……」

首先，我國和日本的刑事訴訟制度仍是有差別的，或許不適合單純只以起訴定罪率作比較。且在檢察官起訴高定罪率的背後，固然有可能是因為檢察官認真盡責，對於調查犯罪事實、蒐集犯罪證據都非常確實，起訴之後，法官也依這些確實的證據判決被告有罪的結果。然而，卻也有可能是法官容易對於檢察官起訴到法院的案子，抱著「有罪推定」的心態進行審理，認定被告一定是有罪才會被起訴，即使證據有不足的部分，法官也自行腦補，甚至加以扭曲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並判決被告有罪。

日本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嫌豬手事件簿》，便是敘述一名青年無端在電車上被女學生指控對她非禮，儘管警方不斷勸說他認罪私了，很快就可以出去，但是他堅持自己是清白的，拒絕妥協，因而被起訴、接受審判，最後卻仍然遭判有罪的過程。可以說由於日本的高定罪率，被告從被起訴時開始，就已經預告了他將有罪的結果。這樣的情節與我國幾件由民間司改會、冤獄平反協會等團體正在進行救援的案件，如鄭性澤、林金貴、王淇政等案，幾乎是如岀一轍。

因此，將起訴定罪率作為評鑑的依據，是否真能反映檢察官是否認真盡責，或許仍值得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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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司法教育問題在哪裡？年齡不見得是最大問題

對於常為人詬病的年輕法官、年輕檢察官（編按：有人稱之為奶嘴法官、奶嘴檢察官），也就是那些非常年輕就通過考試，缺乏社會歷練的司法官，是否代表著法學教育的不完備或是在職進修的不完善？謝認為，以前很多人會取笑法官、檢察官社會經驗不足，「十五仔」、「抽頭」等等專業術語也不知道，現在已經有改進一些，比如律師的實習制度等。

然而，與其討論檢察官、法官的社會經驗是否足夠，謝認為更大的問題仍是法官、檢察官甚至人民，是否往往容易受到媒體、輿論的影響，在媒體輿論的氛圍下，先入為主地認為一個人有罪與否。相較之下，日本有一位真理教的女子被通緝並逃亡了十二年，該女子認為自己有罪，所以改名換姓逃亡，然而法官在審判時，不因為該女子認為自己有罪就判她有罪，而仍然就法律的專業角度去檢視，最後判她無罪。對於這樣的事件，日本的媒體在報導時，也是以理性的角度去尊重法官的專業，若是發生在台灣，則法官可能又要接受「恐龍」、「收錢」等等指控與辱罵了。

對於司法官的培訓，法操曾在「司法官培訓輕實務 菜鳥辦案如練兵」一文提到，考試與培育制度雖然不是檢察官或法官是否稱職的唯一要素，但若審慎看待每一個案件，沒有任何人應該因為不完善的培訓制度，而遭受可能的偵查或審判上的失誤。為了讓台灣的司法更進步，台灣的司法官教育，絕對有改變的必要。而考選部亦對「會寫文章的考試機器，檢察官是這樣煉成的！」一文來函回應，表示未來工作經驗也將是司法官考試的重要一環，眼見司法官考試制度有此改革曙光，著實令人振奮，也期許我國的司法官養成體制能更加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