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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宏銘專欄】2020直球對決之必要的世代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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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宏銘(執業律師、法操共同創辦人,曾任彰化和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公元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政府解除戒嚴令,讓從1949年5月19日開始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又56天的戒嚴管制得以解除。未久,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逝世,台灣進入李登輝政府時代,也開始風起雲湧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變動。以解嚴的時間點來劃分,未經歷戒嚴時期的台灣人,約莫就是現年30歲以下的年輕一代。

而從中華民國政府軍到台灣實施戒嚴後才出生並成長於戒嚴時期的台灣人,現今約莫就是70歲以下到50歲以上的資深公民,這類資深公民幾乎未曾經歷日治時期,未經歷太平洋戰爭的戰火,從出生後就是在中華民國軍政府的體制下成長,也經歷幾乎是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時期。

現年30歲以下的台灣人,從出生後所接觸的台灣是政黨競爭,民主進步黨和中國國民黨爭奪政權,甚至是在2000年出現第一個民主進步黨政府,也就是陳水扁政府。也因為解嚴,政府管制大幅消退,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動自由就像空氣一樣自然。資訊時代的開展,讓世界變動劇烈,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幾乎可以輕鬆取得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在經濟上,也進入全球化競爭,台灣廠商大量外移,台灣經濟成長趨緩,房價飆漲,所謂亞洲四小龍,似乎已是一種反諷。此外,也是台灣和中國交流轉為頻繁,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政經勢力滲入台灣最劇烈的時代。

反觀70歲以下到50歲以上的台灣人,不曾經歷過日治時期的大正民主,也未經歷太平洋戰爭時美國為首的盟軍沒日沒夜的轟炸,成長的時代,是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將台灣強力納入中華民國體制,不僅嚴格控制思想、控制言論,甚至管制各項資訊。但在經濟上,透過美援和計畫經濟,台灣從戰爭後的殘破逐漸復甦,從1950年代開始經濟高度成長,直到1980年代才逐漸趨緩,「台灣錢淹腳目」正是台灣經濟高度成長的貼切形容。但此同時,也是中華民國體制對於中國共產黨對抗最強烈的時期,不管是實際武力衝突的「八二三砲戰」或是到處可見的「小心匪諜」宣傳標語,都在在顯現出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敵對意識。當然和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項交流,也幾乎是被禁止的,甚至只要稍有接觸,就會被羅織入獄,有的便被處以極刑。總之,在戒嚴時期,台灣官方和民間社會和中國勢力可以說是少有交流且明顯敵對。

但歷史的演進,卻在這兩個世代出現有趣的變化。解嚴後出生成長的年輕一代,雖然是在和中國交流日趨頻繁的時代出生成長,卻也是台灣主體意識最堅強的一代,這從近年的太陽花學運和日前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的支持即可見一斑。然而在反共抗俄教育下出生成長的年長一代,卻是對於中國勢力在台灣發展最不關心的一代。這從中國國民黨從2004年總統大選失利後,即高舉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壓制台灣的大旗,不斷在各方面鼓吹要和中國勢力合流,甚至在中國不斷進逼台灣,要台灣放棄民主、自由時,還持續支持中國的行動,最明顯的行為就是要台灣接受骨子裡是一個中國的虛幻「九二共識」!可是在70歲以下到50歲以上的世代,卻也是支持中國國民黨比例較高的世代。

在解嚴後出生成長的世代,是在追求言論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成長,所以雖然會追求經濟成長和財富,但對於失去思想自由和人權保障會保持警覺。在戒嚴出生成長的一代,就是在中國國民黨一黨專制,壓制思想自由、侵害人權的作風下長大,對於政治已經習慣服從專制政黨,但對經濟高度成長時期充滿懷念,所以對於「發大財」容易有認同感,即使可能伴隨著自由和人權的消失。

2020年總統大選,其實就是戒嚴世代和解嚴世代對於國家發展路線的觀念衝突,甚至就是兩個想像中的國家的衝突。但我們希望即使在截然不同的政經環境成長的兩個世代,能多加對話,互相去理解對方世代的想法,進而透過對話找出共同的目標,這才是台灣未來最需要的路線,能帶領兩個世代對話,進而團結台灣的政治領袖,也才是2020年最有資格擔任台灣總統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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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呆丸哈哈哈

    我的台獨夢
    2019-07-01 民報 施正鋒

    我在1986年取得政治學碩士,在暑假由從愛荷華州立大學、轉往俄亥俄州立大學繼續念博士,很自然地加入台灣同鄉會、以及台灣同學會。沒有多久就在一次的演講會後,獲邀加入台灣獨立聯盟,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光榮。台灣人在海外多半念理工,熱情而單純,念社會科學的我是小弟,回國前輪到編輯《台灣學生》,忙得不亦樂乎,沒有捲入聯盟世代交替的尷尬,無怨無悔。

    民進黨在島內成立後,眾人相當雀躍,把黨員當作同志,特別是高舉台獨的新潮流。當時似乎有默契,流員到海外就自動成為盟員,大家要費心安排照顧,特別是落難者;相對地,盟員回台想當然耳應該也是流員。在1980年代後期,我除了忙著寫論文,工作之一是開車接待前來北美參加營隊的流員,牽手跟一些太太則忙著煮菜招待。回想那不分你我的時代,其實是自作多情。

    我在1991年暑假喜出望外接到淡江的聘書,只不過,安全資料沒多久就送到學校,從此被當作毒蛇猛獸。那是三月學運的次年,廢除刑法一百條的運動如火如荼,自然而然加入台灣教授協會。在1994年獲推為法政組召集人(前面兩位先進是許慶雄及游盈隆),負責第二次台灣人民制憲會議草擬『台灣共和國憲法』的族群章,從此開始與客家及原住民族的朋友展開交往。

    雖然念的是政治學,厭惡浪費精力在內部的鬥爭,尤其是所謂「土獨v.s.洋獨」的二分法。畢竟我不是流亡海外的,然而卻又跟島內的社運沒有淵源,不土不洋。當時,台獨聯盟年輕一輩的領袖郭倍宏、李應元先後偷渡回台,風聲鶴唳。不說民進黨有人落井下石、要聯盟公開宣示放棄武力,盟友新潮流也認為聯盟應該留在海外打拼、扮演遊說的角色、最好不要遷台,大家心知肚明。

    當時兵荒馬亂,除了少數到聖地牙哥訓練回來的島內盟員,特別是後來的台灣建國運動組織成員,留學生回來沒有交代要跟誰報到,台教會成為秘密盟員安身立命的地方。既然沒有接到訓令現身,卻又不時面對秘密流員公開冷嘲熱諷,忍辱負重,終於有一天在台大校友會館咖啡廳翻桌。黑白郎君,當然會有人去跟被請上神桌、譏為三公者撒嬌,說XXX老是破壞聯盟跟民進黨的關係。

    這些都可以吞下肚內,反正除了做人做事,關鍵在於立場及實踐方式的看法,很難論斷對錯。最為難的一次是台南七股濱南工業區開發之際,老盟員陳唐山縣長支持七輕石化煉油廠,反對的新潮流立委蘇煥智是大學時代就認識,左右為難。幸好,我只是小人物,沒有人要我表態。果真要我選擇,當然是以台獨聯盟優先,不能曖昧加入新潮流,更不可能為了選舉加入民進黨、背叛獨盟。

    根據民進黨在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此刻已經獨立、只是目前國名是「中華民國」,因此只剩下正名的工作,必要的時候則可以採用公投方式宣布建國制憲,因此對於所謂「台獨黨綱」敬謝不敏、自謙那只不過是一個「公投台獨黨綱」罷了。基本上,民進黨是滿足於現狀的「中華民國派」,跟藍營沒有差很多,差別在於是借殼上市、欺世盜名,那是他們的選擇。

    不談法統或是高深的學問,如果大家認為中華民國可以長治久安,願意接受暫時的所謂的「台灣實質獨立」,也罷。然而,作為一個台灣獨立的信徒,要達成法理獨立,至少要向世人表達我們的意願,特別是透過制憲及加入聯合國。然而,民進黨政府竟然為了蔡英文總統的連任,不只強制將公投與大選脫鉤,還黃鼠狼拜年,規定固定在非選舉年的八月設公投日,實質剝奪我們的公投權。

    蔡英文政府私心自用,卻跟獨派團體曉以大義,說是擔心統派使用公投統一,因此,為了顧主權、護台灣云云,只好忍痛脫鉤。究竟台灣獨立是否要仰賴民進黨,也就是所謂的水漲船高的說法,那是政治判斷。畢竟獨盟以及台教會的主事者並非法政出身,我只能自責無力回天,退出是百般無奈。回想過去在外面,努力捍衛別人對父母的詆毀、回家卻要遭到斥責。終於,我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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