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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崐萁合機炒股案】本案有哪些減刑事由?

傅崐萁 (圖片取自東森新聞網)

文/法操思想傳媒

根據新聞報導,前花蓮縣長傅崐萁涉嫌於2003年炒作合機股票,並於檢方調查後遭起訴。台中高分院於去年6月做出更二審判決,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8個月,傅崐萁等被告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於2018年09月12日駁回傅崐萁的上訴,全案終告確定。傅崐萁表示,更一審判決9個月,適用妥速審判法後更二審竟然只少一個月,且又在選前駁回上訴,質疑有司法迫害。

傅崐萁案有哪些減刑的原因?

為了避免案件拖的過長導致被告接受迅速審判的權利受到侵害,我國訂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的規定,用來督促法院盡快做出判決。

但是有些時候案件一拖就超過妥速審判法規定的8年,這個時候為了使被告受到的侵害降低,於第7條訂有減刑的條款。根據速審法第7條的規定,在法院衡量過本條的要件後,認為被告受迅速審判的權利受到侵害時,應該要減輕其刑。根據網路資料,雖然他曾在一審時以國會開會或出國等為由請假,可能與速審法的減刑要件不符,但高等法院既然認定有適用,以下將以適用速審法為基礎進行說明。

此外,由於傅崐萁的案件發生在民國93年可以適用於民國96年為了紀念解嚴20週年所訂立的中華民國九十六年罪犯減刑條例,所以他的案件還可以再以本條例減刑。

那這兩種減刑方式有什麼不同呢?根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878號刑事判決要旨,「速審法」的減刑減的是「法定刑」,例如法律說可以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經減刑後就會變成可以判2年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減刑條例」的減刑,則是減「宣告刑」,例如法院宣告判處2年有期徒刑,可以直接砍半成1年。

而當同時有這兩種減刑情狀發生時,就要先適用速審法,再適用減刑條例。舉例來說,甲觸犯一罪法定刑為10年以下,並同時可以適用速審法和減刑條例。此時法院應該先依照速審法將法定刑砍半成5年以下,並在這個範圍內定刑責。假設法院最後決定是3年,此時可以再適用減刑條例,將宣告刑砍半成1年6個月,這就是他最後的應執行刑。

傅崑萁的案件怎麼減

在說明本次案件的減刑方法之前,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案件歷來的刑度:

  1. 2007年,台中地方法院判刑4年6個月
  2. 2010年,台中高分院考量已經和解,判決有期徒刑3年6個月。(註)
  3. 經上訴後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於2013年,台中高分院更一審判決有期徒刑1年6個月,依法減為9個月。
  4. 由於被告再度上訴,最高法院再度發回更審。2017年,台中高分院更二審判決有期徒刑1年4個月,依法減為8個月。

首先,由於前面的一、二審判決沒有適用兩個減刑規定,一直到更一審及更二審才有適用上面說到的兩種減刑規範,而這兩個判決同時都用了前面說到的減刑條例及速審法的減刑規定。本案傅崐萁涉及違反修正前證交法第155條規定,依同法第171條為『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法院先用速審法將法定刑砍半成3年5個月以下,並定刑責為1年6個月及1年4個月。之後再依據減刑條例砍半成9個月及8個月。

傅崐萁説更一審判決9個月更二審竟然只減了1個月還沒有給緩刑是司法不公。但是,更一審的案件實際上是判1年6個月,只是因為剛好遇到2007年時任總統陳水扁行使憲法第40條賦予的減刑權限,所以才有機會再減半刑責。因此在比較上來看,應該要從原本的刑度來看,他其實被減輕了2個月,甚至已經比原本二審的3年6個月輕很多,更遑論一審的4年6個月。

另外,他說自己只有8個月刑期竟然沒有緩刑是司法不公。但是根據法院的判決書記載,傅崐萁尚有台鳳案、假離婚偽造文書案被判決有罪,偽造文書案更已經確定執行完畢。台中高分院認為已經與刑法第74條的緩刑要件不符等原因,拒絕給予緩刑。由於緩刑本來就是法官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項,並沒有規定刑度多少就一定要給緩刑,因此沒有給緩刑也不會違反法條規範。

法院並不是永遠都是對的,有時還是會出現錯誤。但是在指責法院有錯誤時,卻只截取自己想被大眾看到的,而刻意忽略掉所有對自己不利的部分,以達到政治上的目的,已經影響到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又要怎麼進行司法改革?一邊要求司法改革,卻又一邊在拖司改的後腿,這樣是否適宜呢?期待政治人物未來可以多多思考這些問題?

此處不適用96減刑條例,是因該條例第3條規定,犯證券交易法之罪,且被判處1年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者,不得減刑。傅崐萁因被判3年6個月所以不能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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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sponse

  1. 無效的防逃機制 何時修?

    花蓮縣長傅山昆萁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判決8月定讞,社會矚目。最高法院援例函知地檢署說:要啟動防逃囉。負責執行的地檢署接力回應:「啟動防逃機制!」似乎是這類重大案件的樣板戲。
    然而,前檢察總長顏大和也說了:所謂防逃機制,司法警察只能盯著他,卻不能做什麼事情,能有什麼防逃效果?警界也不斷表示,現行的「防逃機制」只能遠觀「判決有罪的被告」,卻無任何強制力。徒然耗費諸多人力、物力盯哨,人跑了,卻是社會負評排山倒海而來。

    實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重大案件的被告從偵審、乃至判決定讞後落跑的新聞屢見不鮮(最新案例是慶富案陳偉志一審棄保逃亡)。依法務部統計,2013年至2015年間,經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確定而逃亡未到案執行者,合計高達3151人。日前司法革國是會議亦做成決議,應推動防逃機制修法,司法院從善如流,於今年3月1日業將修正的《刑事訴訟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有關羈押的替代處分,除現行的交保、限制住居以外,增列科技監控設備、交付護照(其實,到案被告限制出境,依裁定無法出國,當然結果本來就是交付護照,不然只是在測驗移民官有無確實檢查身分?)、限制財產處分(否則被告清空國內財產,不為落跑,目的何在?)等。

    另外,德國、日本、美國都規定被告有義務到庭聽判,人性考量,法院宣告重刑時,逃亡風險增高,法官宣判後即審酌是否當庭羈押被告。此次修法亦提出法院宣示判決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逾2年有期徒刑之罪時,應依職權或檢察官聲請,重新審查被告有無羈押或為其他適當替代處分之必要,以防杜被告逃匿規避刑責。

    筆者日前蒞庭一吸金百億犯罪集團案件,近3年的審理期間,被告們請齊律師團,每次開庭火花四射、動之以情說之以理,一方面說自己才是最大的被害人、一方面說自己不懂《銀行法》,都是海外公司的錯云云。然而,法院案牘勞形,最終宣判時,無一被告到庭,只剩公訴檢察官和幾名有興趣的司法線記者到庭聆判。法院雖然對主嫌重判11年、併科罰金1億元(《銀行法》違法收受存款超過1億元以上,法定刑是7年以上),但被告未到場聽判,這「11年的刑度」迴盪在空氣中。

    被告一審遭重判,究竟是力爭無罪到底還是想要腳底抹油開溜,猶未可知。然而,依照現制,法院亦未重新審查被告有無羈押或加重替代措施必要。倘若被告之後落跑,廣大被害人無從求償、判決的刑度無從執行,責任到底算誰的?

    一逃再逃的防逃機制「本來無一物」,有名無實。如今草案為落實刑罰的速追與執行,增加武器,也送進立法院半年了。責任到底算誰的?我們要再大聲呼籲立法諸公加速審議進度,防堵下一個僥倖的罪犯。https://tw.news.appledaily.com/forum/realtime/20180914/142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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